男主角李淮平，出身极佳，爸爸是军界首长，自己当过红卫兵头子，“根正苗红”，一度猖狂横行，自视是革命干将、“无产阶级”真正的接班人，因而整起人来不存一点怜惜之心。他本该毫无觉悟，将自己的整人之事很快忘却，就像今天那些死不悔改的新、老红卫兵们一样，不料整人时，他发现他们所整的“敌人”恰恰是自己刚刚爱上的女孩子南珊一家，由此带来长达十多年的灵魂上的苦痛、折磨——倘使不是这样，倘使他整的是自己并不了解、并不关心的人家，他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悟性，带着一颗忏悔、备受良知折磨的灵魂，度过漫长的无谓人生了！相反，他可能会沾沾自喜，当文革被公开定性以后，说不定就要装着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出现在世人面前。
是啊，文革整个地毁掉了“我们”那代人，不能正常地学习、恋爱、工作，即使“我”也曾助纣为虐，与“我”所受的损失、伤害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那些叫嚣着血脖子精神的旧红卫兵们不正是这样做了、做着吗？这是悲剧，双重意义上的悲剧！回到《晚霞》，我们该问一声，南珊一家为什么挨整？原来她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父母在国外，这样“复杂”的背景，使他们一直不能抬头做人，在尚未被想当然地打成一窝“特务”前，全家人早就开始了他们饱受歧视的历史！
生存环境严酷，南珊打自7岁懂事起，就默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勤苦向学，心灵、精神向着高远的世界伸展，连爷爷都感到了这样做的不正常，但老人家能有什么法子呢？
再后来，文革到了，他们相自被“打倒”，“出身”问题摆在那里，他们理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南珊受到的待遇则是和弟弟一道下乡放牧、务农。
因而，从内容看，文革中的青年即使很得意，那也是暂时、局部的，其长远后果无不可痛、可悲、可哀，也应该可痛、可悲、可哀！
他们“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抱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从军，如《晚霞》里的李淮平，此外别无选择与可能。
当然，与其说从军是“出路”，不如说它是利弊权衡后的“逃难”，可免下乡修地球之苦，而非真正出于喜爱这门职业。
可是，从军需要门路，一般人家的子女安能于激烈的竞争里获胜呢？
所以，那代人的整体是被动的、迷茫的，看不见任何希望的，连爱情都是一片空白。
《情书》里倒是还有一位热情不减的老久，他似乎得到了这种爱情，但它经不起追究——那是一种畸形、不切实际的“天真”“浪漫”，爱人们投入的热情是浮夸的。
这代人欠缺真正的爱情！
形式上：“同”中显“异”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文革”巨大阴影束缚里挣脱出来的人们，通过文学反映生活时带上了文革时期厚重的历史内容与思考的话，那么，越到后来，距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越远，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轻。
这应该说是正常的。日常生活里的平朴、温馨、悠闲、风趣，是培护健康人性与精神的气候、土壤；不正常的是越到后来，人们只用学来的西人形式和技巧上的一些皮毛，回避掉苦难的现实，鼓吹、宣称自己不再承担什么了。
这样，所有“重的”遭受了空前的放逐。
我们放逐了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同样放逐了我们！
《波动》《情书》《晚霞》表露出的正是那样的“重的”，但在形式上却轻重不一：《波动》写得轻灵、干净，举重若轻；《晚霞》写得深刻、厚重，以重写重；《情书》则努力凸现起明亮、昂扬的色彩，让人兴尽意满，感受着含泪的激动，收获到了“光明”和“喜庆”。
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爱情小说所揭示的“封闭社会”里的人们，对爱情的态度和由此形成的人物命运，虽然各各不同，但前后贯穿，就极为自然地合为一个整体，上演出种种荒谬年月里的世风悲歌，百啭千回，飞鸟无尽的悲鸣样，激荡着时空。
“开放”社会却非如此，那里的爱情大体有两种。
一是伴侣式的，反映相爱者长期间的关系，是我们为那些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人体验到的一种钟爱之情。一是浪漫的爱情，它是短期的，其后期也可能发展为“伴侣式”爱情，但一开始却受着**的支配，是一种强烈的生理唤起状态，是热切地倾心于另一个人的状态。
“封闭社会”中的爱不限于这些。
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禁欲主义的封闭性中还夹带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不亚于**级地震，土壤里已不宜产生健全的爱。
所以，《波动》是一部荒诞悲剧，悲剧主角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选择分道扬镳，爱情被绞杀，灵魂在滴血，真实的人生显得那样残酷！
《情书》的基调却很浪漫，像一出喜剧，但它是“荒诞”喜剧，那里的人们选择“爱情”对象的范围特别有局限；而由于找不上意中人，多半会匆匆定下一位，即使心中不满，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至于它的主角老久和真真，他们之间发生的那种“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玄想。
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经一位中间人介绍后，彼此通过写信“一见钟情”，而后女方不断犹豫，男方不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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