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中的爱一开始是情窦初开的，因而极其的美，极其的感人。后来，它成为凝固的“理性”，加之恋爱双方长久分别，12年后见面，成熟和“理性”压倒了情感，以“貌似”正剧的结局收场，二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但拒绝男方的南珊，所提出的那个“理性”（理由）却无比苍白、不堪一击，因而同样很难令人满意。
不过，它最感动我的也是这一段“理性”文字。
在这里，南珊大谈人生，以为我们在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中，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建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的尊敬，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的幸福。怎么能说人生只有爱情才是最宝贵的幸福呢？”
如果要求不苛刻，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到这里所说都完全正确。但她下面就开始向错处去说了：人不可能得到上述所提到的所有幸福，我们常常由于得到这一个而失去下一个，现在，你把青年时代的“幸福一爱情”失去了，那就让它失去吧。如果还纠缠不休，那你的信念就是“庸弱的信念”，“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
这段话错在哪里呢？
第一，她把各种幸福在常态情况下看成是因果、排它的，“得到这一个”就可能或应该“失去下一个”。
其实不这样简单。
在一个开放而常态的社会环境下，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诸内容之间并非排它，更没有多少负面性的因果关系，相反，它倒可能是相互促进、增长，具有一定正面性因果关系的。谁相信幸福的失去是由于你已经得到了一个，所以必须、也应该失去下一个呢？
小说中，男女主角最后一次相遇时，文革已经过去，历史已经缓慢地走上了正常和日常的常态发展轨道，那么，幸福的内容之间就不会具有排它与因果性。
失去幸福的原因很多，引文中南珊所说的那种状态，不过是正面意义上的最佳组合，因而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
所以，得到这个以失去另一个为代价的社会很不正常，它不仅病态，而且畸形，更不令人信服。
第二，她认为爱情只属于“青年”，现在男女双方既然已经32岁了，那就不再是“青年”，而是作者所说的“壮年”，按着上面的“阶段说”，这时候的“幸福”只能是事业与奋斗，至于恋爱，让它见鬼去吧！
这种说法当然一点也站不住。
爱情完全可以覆盖我们的一生，它是人类生命的底色，任何时候都成为构成我们生活之幸福的组成要素之一。一个人倘使在这方面随便，大意，那就可悲可怜，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爱情更不受年龄限制。成年以后，爱情随时可以开始。因此，追求爱情的幸福，可以成为我们终生以之的行为。
要不然你何以解释中、老年时人还能拥有美满的结合？而多少人一生碰到许多次爱情降临的时刻，你又作何解？
作者有意让《晚霞》倾向于以悲剧性的“正剧”结束，其理由既不成立，人们也就很难接受。
如果它能得到我们谅解，那么，我们也只能将之定位在“畸形”上来理解：畸形的环境产生畸形的人性，畸形的人性导致畸形的判断与认识。
红卫兵出身的作者，在这里透露出自己学养方面的不足。这一段高论大概也是全文抄录了《人生几大阶段》等著作，可惜他没有能力将它发挥好，因此，小说结构上就露出馅儿了，犯了理念先行的错误。
这种结构上的漏洞对它来说还那样重要、致命，所以我不得不详加论证。
在这方面《情书》就做得比较好，它宣称：“爱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爱情赋予人的力量，应当照亮整个人生的道路。”
但即便这样，我们仍可将《晚霞》当作时人对待爱情的一种态度，一种十分“理智”“理性”的态度。
当然，生活中要是碰上了这样的男女，那么大家只好都去做和尚尼姑了！
女性形象：“清”中见“浊”
我认为三部小说里，人物上塑造更成功的不是那些男性，而是几位女性。这很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她们扮演的全是受害者，又有一些不同。
《波动》中的肖凌和《情书》里的真真只是文革以后才饱受歧视，过去则处于有利地位，因而社会对二人的打击叫她们猝不及防，骤然加来只能晕头转向，采取了激烈的应对方式，而不会成熟、冷静地面对、应付。
试看：肖凌出场时是为男主角开门，开门时手上却藏着一把匕首，屏住气息，目光警惕，走路都是向后退行，语气冰冷，充满敌意，眼里噙着泪花。
作者安排这样的细节，冷不丁一看我们会莫名其妙，只有通读后回头去看，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孤身而年轻、美丽的女子，一下子打人“练狱”，失去一切庇护，在外面闯荡天下的艰难。
并且，她这样干早非一次，那一定经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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