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是名至实归的“匹夫之侠”。
匹夫之侠是专属民间的，少见于正史，于传奇、话本中却比比皆是。这些侠的共同特征是独往独来，出手于风拂露落之际，行侠之后飘然而去杳无声迹。红线、昆仑奴、虬髯公、聂隐娘都是这样的独行侠。古龙的侠与之差近。李寻欢、叶开等等一向飘在古龙的江湖。但古龙并不满足于书写“侠”的独立性或者说孤僻性格，他试图讨论侠何以孤独。《桃花传奇》结尾处楚留香面临存在注意气息浓烈的生死之门的考验。选择错误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必死无疑。一切选择由侠自己作出，一切行为只能由侠自己负责，行为后果自己承担。在利害交关、党同伐异、人欲横流的江湖中，一个人选择为侠，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替天行道，无异于逆潮流而上。这样的选择注定导致孤独。古龙的侠是清醒的孤独者，自觉自愿孤独因为舍此无侠。古龙经常在行文中加入这样的评论：“他们可能本来就是同一类人。”说得就是侠不能被外物规定，侠与“恶人”的区别只在于临机的做法。武的存在先于“侠”的本质，只有选择行侠一个江湖人才被注入了侠的本质。侠是发乎本心的。李寻欢如果不把未婚妻让给龙啸云也就不是李寻欢了，做了选择，就注定了孤独。《碧血洗银枪》中主人公马如龙无端遭人陷害，亡命途中遇到一个被埋雪中面貌奇丑的女子，此时马如龙“一无所有，无处可去”，一个选择摆在面前：救人还是逃命。他选择了救人。该女子后来告诉马如龙，她是故意埋在雪中，对他加以试探，如果他打马而过见死不救·，“你就死了”。古龙不会因出身贵贱而定人物是否为侠。善恶成败存乎一念之间，家世出身往往对选择不起作用。《萧十一郎》中有一段对话最能说明古龙的观点：
杨开泰道“连城璧武林世家子弟，行事大人大义，而且处处替人着想，从不争名夺利。近年来声望之隆，无人能及。已可当得起‘大侠’两字。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对他恭敬有加，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风四娘咬着嘴唇道“萧十一郎呢？”
杨开泰道：“萧十一郎却是声名狼藉的大盗，既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有人帮他的忙。”
萧十一郎虽然还在笑，但笑容看来已带着种说不出的萧索寂寞之意。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小道：“说得对，说得好，想那萧十一郎只不过是个马车夫的儿子而已，有怎能和连城璧那样的世家子弟相比？”
杨开泰作为不明真相的人，不自觉接受了这样一种不由分说的心里暗示：“武林世家子弟”与“大仁大义”相联系。而萧十一郎是“大盗”，自然孤家寡人。这样的判断基于一个假设：大家说的就是真理。所谓“大家说”，也就是“话语权威”，“武林世家”当然比较有说话的权利。但这一假设在古龙的江湖中显然不能成立，虽然同时在金庸的武林中是基本成立的——正派就是正派，邪派永不翻身。古龙看到了这种不讲理的断定的虚伪与可怕，便用巧妙的“春秋笔法”将谎言戳穿：“从不争名夺利”的连城璧“近年来人望之隆无人能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既然伪君子占据着话语权，那么“马夫的儿子”民间的真正大侠只好羞于言侠，沦为大盗，遭受围捕火并。萧十一郎选择了不是“侠”的侠的身份，也就放弃了权力声名。在小说结尾萧十一郎放下象征权力的“割鹿刀”，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带走连城璧的生命，却带走了他一生中所希冀的一切——希望、骄傲、光荣。”马车夫的儿子取得了对世家公子的胜利，民间侠义精神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一样可以行侠仗义，侠，永远作为不平世界的反对力量存在。
古龙对权利持有者始终抱持怀疑态度。在另一部重要作品《大人物》种，古龙让一个个“大人物”原形毕露，最终证明，真正值得佩服的往往是些“小人物”。这与金庸形成强烈反差。金庸的侠无一例外是大人物。作为反侠出现的大人物韦小宝出身妓院，由母无父，由社会底层爬到上层。《鹿鼎记》全书贯穿着讽刺。对小人物的辛酸全无体察，最能看出金庸的情感归属、价值取向。古龙的《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是个一腿残疾，患有癫痫的弃儿，比韦小宝更无来历，古龙在处理这个人物时毫无虚无色彩，相反，注入了极大的同情和悲悯。古龙笔下越是出身卑贱的主人公越得到肯定，只有同情毫无批判。这当然是古龙的偏激之处，但矫枉必然会过正，古龙情近平民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古龙些尽了声色豪奢，但华丽场景背后，没有快乐，作者古龙和他的侠还是一介匹夫，游走在闾间街头，在江湖上寻找难得的认同。
三结论
“侠”，出于民间，处于民间，或可上达卿相。史书只为卿相立传，不替匹夫设表，几千年来书写着贵人的效果历史。文艺作品有责任批判等级制造成的上述不公，还读者一个深层意义上的真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技术圆熟学识广博的金庸做的不好，用大而无当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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