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济南，过了泰安和枣庄，出了山东省。
远离了京城，不管是“崇祯”还是大臣们都发现天下不是想象的那么太平了。如今京城反腐严重，京城的大官都很老实，而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依1日是无官不贪，而且贪的非常厉害。
鳌拜发现了一个问题，压迫百姓最厉害的人，不是朝廷那些京官，而是最基层的官员。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太大权力，说到根上，是整体的道德缺失。全社会拜金主义盛行，人们根本就没有理想。
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都不愿意当县官，不要说那些进士，连举人也把当县官视作鸡肋。县官如果不挖空心思去捞取灰色收入的话，只拿朝廷发给他们的那点俸禄，真的是杯水车薪。
如今正七品每月俸禄七石大米或一年四十五两白银。其他收入：柴薪皂隶四个，马夫一个，这五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匹十两修理费。七品县官四十五两白银跟马夫匹十两白银年俸差不多，只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和那些商人一比，就差太远来。这样当官的心里怎么可能平衡？白读这么多年书啊？
朱元璋出身底层，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
草根帝王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民间疾苦有着七i肤之痛。朱元璋深知基层对帝国来说，如同六厦之根本，要是根本出了问题，大厦无论看上去有多么辉煌多么巍峨，最终也免不了轰然傻塌的败局。于是，他对基层的重视便超乎亏常。
明朝国家政权的控制力只能到达县一级，县以下里甲的治理，乃通过村民的自治、乡规民约以及家族势力的影响来完成。在明朝，霉低级别的官员就是县官，他们负责直接与民力打交道，所以被称为“父母官”。
朱元璋在位时，奉行的干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别注重州县级地方官员的品行，对失职的基层官员，朱元璋的处理是将其逮捕治罪；对犯过小错误，但任职期间尚能较好履行职-七的知县，朱元璋往往网开一面，法外施仁。
正是看到县官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几乎等同于朝廷、等同于皇上，因而，朱元璋对县官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颁布眺《大诰》中就规定，老百姓可就父母官是歪“害民取财”、“有司不才”、“清廉宣干”、“抚民有方”直接向朝廷反映。
明朝刚建立时老百姓要上访，是件非常容易的事，绝不会喝水死，洗脸死，抠粉牵i死……也没人和他们玩躲猫猫。后来，朱元瑗还进一步规定，百姓有权按他在《大诰》中提出的标准对照基层官员，如果官员属于奸恶官吏，老百姓有权把他直接扭送到京城，这不但不是妨碍公务，以下犯上，反而是值得奖励能义举。
朱元璋的设计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在他统治期间，大明帝国处于上升期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无论多么好的制度，一旦执行者i3e奉阴违，制度就等同一张废纸。
到了现在，整个国家**成风，政以贿威，基层的溃烂就成为必然。
按朱元璋制定的政策，明朝官员俸禄柄低，起初，这种苛刻的制度和严密的纠察考榜对地方官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随着明朝享匡日久，尽管地方官的灰色收入早就成为充实宦囊的最大入项，但制度性的阳光收入仍微乎舅微。
县官的升迂与京官相比，非常缓慢。明韩中后期的惯例是，科举是官员的正途出身，而出任县官者，从进士到举人、监生、贡生瓤有。但县官的清贫和海量的事务性工作，以及整个官场对京官的重视和对地方官的轻看，箭使进士们把外派出任县官视为畏途。
明初知识分子一旦中了进士，第一是希望入翰林，第二是希望做给事中，第三是希望倘御史，第四是希望当主事，这四个职位都是京官，不仅可以得享繁华舒适，更重要的是人在天子眼皮下，容易有升迁的机会。一旦被任俞为州官或县官，那就是被派到偏远农村受苦受难了，当人民公仆了，很多人向主管官员球情，希望能免去这一任命。
县官一般都是年迈学荒的举人或是更低一级的监生、贡生之流充任。这样，主事者便＆现了这样两种情况。
一是少数由进士充任的县官，必然为自己没能留在京城人翰林当御史而深感烦忧，哪，fe曾有报国之志，但眼看同年们由于分配在关而迅速升迁，自己却沉沦下僚，不免生＆怨艾之心。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拖过几年后通过关系升职或是调到京城。凡事以拖延、掩饰、敷铲为要诀，保持表面上的稳定即可对上面交差，至于这种稳定之下是否有隐患，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二是多数由科场不得意的举人和监生贡生充任的县官，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眺进步，做官只为财，于是玩命的贪污，上有正5策，下有对策。这样的官员，不过是把做官兰成了一门生意。
如今，明朝当县官已经是美差了。
在枣庄，鳌拜等一行人就遇到了欺压百姓的一群地方官。
这里的领导层，利益分配旱已是一种默契，几歌大家族早已形成，柴米油盐酱醋茶，备管各的，各吃各的，旁人谁也不能涉足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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