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央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凡是规模大一点的都得接受改造。
元宝在西安的制碱厂和元哲在洛阳的饭店都要被改造，到1956年底归了国营，他们拿到了其中10的股权和股息。元寿在重庆的工厂也收归了国营。兄弟俩年岁已高，主动退了下来，不再参与工厂的管理，安享晚年。
元宝1955年病逝，享年八十岁，大儿子元世冲因犯错误被抓入狱。元哲的二儿子元世杰因与大伯感情至深，大伯去世对他的打击不小，他持续发高烧不退，现已住进了医院，全家都在关注着他的安危。元哲最对不起这个儿子，从小就没在身边陪过他，幸好大伯关心他，给了他不少父爱。第十天，元世杰的烧依然没退下来，这孩子命苦，急火功心，死在了医院，年仅十九岁。一连串的打击过后，元哲也病倒了，他后悔回到家里，认为哥哥和儿子的死与他有关，自责让他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两个女人没有离开，轮番照顾着元哲，虽然失去了儿子，但眼前的这两个女人仍是他最大的财富。他想：我不能死，我得活下去，他们需要我，元哲这样告诫着自己，两个月后他出院了。
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全国各地都在抓生产，搞建设，1958年一系列的运动把建设推向了顶峰。
元哲过不惯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还是想到外面看看。此时他担心的倒不是家人，他们都有安定的生活，他担心杨桃该怎么办，自己的产业没了，杨桃现在成了一名饭店服务员。虽然生活有着落，但一个孤身女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是不让人放心的，于是元哲在离开前见了杨桃一面，问她的打算，杨桃说愿意和他一起去上海，就这样元哲瞒着家里人带着杨桃来到上海。
先到了他曾经营的旅店，已物是人非了，店主人也换了。元哲一时间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倍感失望。好在他又见到了四哥元吉，元吉已是上海市闸北区区长，权力很大。
元吉说：“现在是新中国了，计划经济，一切由国家决定，不允许其他经济生存，上海已经不是当年了。”
元哲说：“本来想到上海闯一闯，可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元吉说：“目前来看，政策很难改变，西方国家对我们包围封锁，上海对外的优势已经没有了，现在大量工业内迁，在上海恐怕很难发展起来。”
元哲说：“上海没有发展，那我能去哪呢？”
元吉说：“香港或者台湾，这些地方还是市场经济，那里政策相对宽松，你可以去香港发展。”
元哲说：“关键是我人生地不熟的，对香港也不是太了解。台湾我是不敢去了，那里的军统还在找我呢。”
元吉说：“你去香港吧，我有一位朋友在香港，他从事房地产业，当年我俩都在北大上学，他学的是土木工程，我学的是法律，都是校学生会成员，他叫雷之雨，解放前，他在上海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解放后变成了国营企业了，他又回香港发展了。”
元哲一听兴奋起来说：“那太好了，我不想在国内，想去香港，我怎么才能联系上他呢？”
元吉说：“进入香港可没那么简单，你先等些日子，我和他联系一下，看他有什么办法。”
元哲说：“行，那我就再呆上一段时间，对了，四哥，我不是一个人去，还有一个要跟我去。”
元吉说：“谁呀？”
元哲说：“她叫杨桃，是我在西北认识的，她死活都跟着我，没办法，必须带着。”
元吉说：“行，那你先回去，等我的消息。”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元吉为弟弟办好了一切，于是他们俩便起程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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