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医院的时候，就在旅店里面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我喜欢的辛吉斯再次获得了女单和女双的冠军，这让我很高兴。但我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获得大满贯冠军，到现在，她竟然已经因为伤病退役。
倘若没有好的电视节目看，我就去外边溜达，沿着护城河走来走去。
妈开始还有些担心，怕我一时想不开自杀，派爸偷偷跟踪。被我知道后，我笑笑，对他们说：“即使掉河里也死不了，我水性好着呢，除了太平洋，没地方能淹死我。”
北京的医院和哈尔滨医院看病方式不一样，门诊病案不在患者自己手里。患者挂号后，由门诊科室去病案室取病案，医生看过病后把病案放到一个资料袋里，也不让患者自己拿走。这种管理倒是很先进，但在我这里就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有时候一天要挂两三个号，到这个科室看病时才发现病案已经被另一个科室取走，让护士对我很不耐烦。同时也让她们对我的印象记忆深刻，四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北京，外科门诊的一个护士竟然还认识我。
除了看门诊，还要去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和取报告单。医院病人很多，偏偏两台ct坏掉一台，光是一个ct我就排了五天，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到北京一周以后的事情。
做ct是在一个下午，我高标准听从医生安排，连早饭也没吃，喝了好几斤的水。对造影剂还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大容量的瓶子，最后是把水倒到锅里，再倒进造影剂，最后再倒回矿泉水瓶里。
说是下午一点半做ct，我排到将近四点才进去。在ct室，把衣服脱到一丝不挂，因为我的衬衫是金属扣。躺到床上，冰凉的，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首都冬天的寒冷。
一个护士进来要给我打针，问刚才做试敏有什么反应。我那个时候已经饿傻了，全身无力，脑袋奇大，就把症状告诉她，说不知道这是不是过敏。她一听，把已经绑到我胳膊上的止血带取下，拧扯个屁股出去了。我就听到她在外边对妈有北京口味的声音大叫：“你们孩子傻呀，过敏什么样都不知道。”
情况看起来很糟糕。ct显示肿瘤又长到和手术前差不多一样大小，并且有多处淋巴结转移。并且，看大夫的样子，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病理出来的时候，老教授都禁不住摇摇头。
放疗科的顾大夫建议我回哈尔滨先放疗。可是我又想，回去后马上就要过年了，医院放假，谁给你放呀？
最后，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内科化疗上。看看医院大夫的出诊情况，内科大夫是停诊最多的。只有周三是教授出诊，还是他们院长。
周二凌晨三点，妈就去医院排号，她排在第十四五的位置。想想一个大夫一天看十个病人，前边再有几个看别的医生的，怎么也排到我了。谁料站了四个小时，早晨医院开始上班，才知道前边的人全是找院长看病的，还没到妈这里，院长的十个号就挂完了。
没有办法，只好去特需医疗部。妈一回来，我和爸就赶去特需医疗部预约。最后排到王奇璐教授周四的门诊。王教授的名字我早有耳闻，小姨夫来这里时就是请她给舅姥爷看的病。我手里还有一本她写的普及癌症知识的小册子。
总算是可以看上医生了，算算日期，我们来北京已经十天了。现在春运已经开始，把早晨五点乘首躺公交车去火车站买票，结果只买到三张临时客车的硬座。看来全国铁路的情况都一样，春运期间硬卧车票根本不上柜台，全被发包出去挣加价费。
想想马上就要回家，心情稍稍有些好转，从医院出来，我和爸说：“走，我们去天坛。”
天坛让我大为失望。因为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所有主要的建筑都用墙圈了起来，为的是多卖门票。不过这样以来，美没了。从远处去看，圈了墙的祈年殿好象是谁的坟墓；从近处看，大殿压抑得像电视里的大牢。
从天坛回来，我又去了医院，顺便问一下周四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来看病，因为我的排号比较靠后。这一问不得了，王教授周四临时停诊！
最后只好靠周三去撞大运，看哪个大夫肯加病人。
6．
周三早晨，我和爸妈兵分两路。我在一楼内科门诊找机会求石院长给加号，爸妈在二楼特需医疗部等王教授给加号。
我眼看着一个穿白大挂的人走进诊室，手里拿着一个病案，嬉皮笑脸的说：“小凯，……”石院长一看就知道了，很痛快的让他把病案放在门口的桌子上。那人走了。
一会又来了一个女大夫，相貌很是泼辣，进去之后拉着很高的调子说：“石院长，给我这患者看看呗。”石院长又答应了。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进到诊室。
女大夫走后，石院长见我依然呆在诊室里，抬头看看我，我们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机会难得，我马上跟他说我来北京两周了，车票已经买完，结果挂号没有排到，一脸虔诚和可怜的模样。院长什么也没说，从桌子里那出一张同意加号的小票填好给我。
我兴奋极了，没想到院长这么好说话。上周我去外科让一个老太太给我看病，那老太嘴唇贼薄，涂得血红血红，一脸刻薄的酸像，让我想起了杨二嫂。当时我的ct还没有出来，她知道后给我好顿埋汰，说没影像报告来干什么，真耽误时间。我说在哈尔滨已经拍过超声了，她一挥手，“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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