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加号的小票，我极极忙忙的去挂号。挂号的护士说：“这么晚还能挂到石教授的号，你挺很呀。”我傻呵呵的笑。
挂完号，我把单子交给内科接诊台，让他去取病案，然后跑到楼上去找爸妈。爸妈正好也下来找我，王教授也同意加号，并且他们也把号挂完了，还有两个就到我。
怎么又是极端？要没有，就全没有；要有，就全有。
我和爸妈回到特需医疗部，护士正在对我们大喊大叫，原来我的病案没了。我说是不是让内科拿走了，心想他们的速度可真快。护士给内科挂电话，内科说他们也在找我的病案。后来病案室来电话，说我的病案在普通外科。我下午还有一个介入的门诊，号是昨天挂的，他们一早就把病案提走了。
护士很不愿意，为此嘟囔了半天，直到我进诊室。
王教授是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一副眼镜，动作缓慢，一脸的和蔼可亲。后来我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竟然还是个大美女。
开始我有点拘谨，印象里，她是个耍大牌的人。小姨夫来时由于患者多，她最开始就声明只给他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过今天不错，我是最后一个患者，并且时间还早，没有十五分钟的君子协定。她问的东西很多很详细，偶尔还和我聊些诸如东北工业瘫痪之类的题外话。王教授的表情丰富，当我说到自己一些荒谬观点的时候，她把眼睛睁的很大，说话的时候嘴始终是“o”型，说完后自己灿烂的笑笑，或许是对自己的解释满意，也或许是对患者的问题感到好笑。她总是很耐心的为我答疑解惑，说话内容生动又不失严谨。
这让我想到在哈尔滨医大一院看病的一次经历。那大夫年纪不大，脾气不小，真正的年轻气盛。开完方，他认为我该出去了，而我多问了他一个问题。于是大夫很不耐烦的大手一挥，几乎要从椅子上蹦起来，“问什么问，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那么多干什么？”之后我也大手一挥，从椅子上蹦起来，骂得他狗血喷头，又是作揖又是道歉，就差给我跪下了。
那天我来特需医疗部预约的时候，正遇到一个患者在那里骂骂咧咧，说给她看病的老头不愿意解释她的任何疑问，不到三分钟就把她开了出来。
许多医生就是这德性。仗着自己学了点医学知识，就自认为不可一世，要求患者对自己言听计从，你要是多问了他几个问题，如果他表示同意的，就不耐烦的用“恩恩恩“来回答你，如果你说什么错了，特别是错在医学观念方面，他就牛逼起来，骂你愚昧。
王教授还有一个很细微的举动让我记忆犹新。查体的时候，我按照过去大夫的要求要把裤子脱到膝盖处。她示意我不必，然后自己把手伸进我裤子里摸腹沟处的淋巴。这种查体方式对医生来讲不费什么事，却避免了患者的尴尬，显得很文明。有的大夫查体时，见到患者躺在床上，不论男女，上去就说：“脱！”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qiáng_jiān或者解剖的企图。
7．
从特需医疗部出来，我们又到楼下去，想再听听石院长的看法，毕竟挂到一个号不容易么。
石院长岁数不大，或者说在教授中的岁数不大，剃着寸头，体态微胖，穿著蓝色烫绒面料的夹袄，语言不多，表情没有，让人丝毫琢磨不到他心理的任何变化，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很严谨。我把所有的材料递上去，他反复的比较，反复的看，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标记物做了么？”我从自带的资料里边找出一张黑龙江肿瘤医院的标记物报告单，问他是不是这个。他摇摇头，说：“你现在的病理和当地的病理完全不一样了，标记物的种类也不一样。”然后就把化验单开出来。我说我火车票已经买了，后天的车。他沉默片刻，拍拍我的手说：“你是我的患者，我需要对你负责。”他说完这句话，我虽然失望透顶，但也无话可说。
我们没有再在北京等下去。抽完血，我把资料留给了小姨夫在北京工作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再找院长咨询一下，把资料邮回哈尔滨。
2月1日，我们登上了北归的列车。
我知道，回去后见到的哈尔滨将不再是来北京前我生活中的哈尔滨。或者说，哈尔滨没有变，变的是我。在北京确定的结果是我早早就预料到的，虽然家人对我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当猜测真正的成为事实时，我的头顶还是出现了一道霹雳。
不过，在北京的两周，我遇到的值得尊敬的医生比在哈尔滨二十年遇到的还多。他们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治学严谨，办事高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倘若他们也救不活我，那死一把也不应该叫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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