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了他刚才的动作，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战”字，摆摆手，撕掉。他握着我的手，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
可惜呀，他们的首相不见得同意。
2．
到达医科院肿瘤医院的时候，吓了我一跳，门诊大厅里排队挂号的人至少有500人。虽然这里每天都人头攒动，但我还是有点吃惊。这比冬天我们来的时候可还要壮观好几倍。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今天是周一，由于医院门诊在周六周日休息，上周五以后到达的患者都要在周一来医院，这一天的门诊量就相当于三天的，要少才怪。
这种情况在全国所有的大医院都会发生，哈尔滨也是如此，比如肿瘤医院。有的医院还打出了“无假日医院”的招牌。
不巧的是，内科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留下少数的几个也要等到周五才能挂上号。
我开始物色其它科的医生，看到顾大中教授正好明天出诊。我想都没想就上去挂号了，序号是15。在这里，15是最幸运的数字，因为一个教授每天就看十五个患者，晚一个就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挂完号，我出来找妈。因为怕时间晚了挂不上号，我俩下车后直接来的医院，行李还没有找落。三个旅行包拎着太不方便，妈就在医院外边等着。
人多实在是困难，包括找旅馆。当然，如果我们去住北京饭店，是不愁这个问题的。但我们住不起。我们必须在附近的民居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地，房费每天不得多于20元，还得能做饭。
和哈尔滨比，北京的路宽楼高地盘大。但是，走进医院附近的平房，这里和哈尔滨的棚户区就没有了什么区别。狭窄的土路，低矮的房子，肮脏的墙壁还有散发着臭腥味的水沟。几乎家家都盖了简易的小房出租，小房的门上都写着“仅供肿瘤患者租住”。由于首都的原因，这里的社会控制就是要比其它地方强得多。在哈尔滨，鬼才管你把房子租给谁住。外国人说我们是专政政府，但我们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似乎要比外国弱得多，例如，政府无法统计出一个准确的失业率。
最后，我和妈租到一间很小的屋子，每天17元，五天一结算。可惜的是这间屋子没有电视，让我担心起世界杯该怎么办。
3．
关于足球的内容，后边还有介绍。现在告诉大家我在医院的故事。
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去医院应诊。由于十五号是最后一个，我很晚才去，但还是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天我穿了一件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文化衫，像个柱子一样躇在诊室的门口，没想到引起坐在对面一个人的注意。那人上前来问：“你是哈尔滨人吧？”
我点头，听他说话，我就知道，我俩是老乡。
身在哈尔滨的时候倒不觉得自己说话有什么口音，觉得普通话说得够流利了，发音和罗京没啥两样。到了北京被人家认出来是东北那旮的，才开始反省自己，知道照罗京差了很远，至少他老人家不会使用“啥”、“旮”之类的字。
在发现自己不足的同时，渐渐的也能分辨出东北人和非东北人，甚至能分出是辽宁人吉林人还是黑龙江人。辽宁人说话最有特点，有四种口音，沿海的人说话有明显的胶东味道；往北到了鞍山辽阳，口音有了点高粱米的气息；再往北到沈阳，说的话好象被风吹了一样，瑟瑟的；从沈阳再往北走，那就是大城市铁岭了，说话什么味道地球人都知道。
我知道和我说话的是一位老乡，并没有在意他，因为在北京东北人很多。听说北京的民工和妓女市场基本被东北人垄断。不过这位老乡说了一句话到让我吃惊。他问：“你在肿瘤医院住过院？”我打量打量他，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人，戴副眼镜，头发不多但很均匀，没有贫困的地区，像是个知识分子。这种人看起来很平常，或许我们见过，但我没有印象。
这时候走来一个女的，是他的妻子，向我介绍了自己。原来，她也在肿瘤医院住过院，并且也是在内一病房，时间要比我还长。我真没有想到我们曾经的距离能有这么近，仅仅是不同病室的一堵墙。于是，我和妈和他们攀谈起来，直到我进去看医生。
夏天的顾教授看起来和冬天的她瘦了一点，但表情依然很谨慎，一丝不苟。她看了看我最新的报告单，很高兴的对我说，病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转，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时我一下子楞住了。就在四个月前，当医生告诉我得的是癌症的时候，我也楞住了。两次，一家医院，事先我都有心理准备。意义是相反的两极，一个意味着生，另一个则意味着死。
我生硬的笑了笑，因为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该用什么表情。我知道自己在经历了一段错误的治疗后被医生及时的挽救，我知道在自己的肚皮上已经摸不到硬包，我知道最新的影像报告上看不出任何的异常。可是，就在四个月前，全国最权威的肿瘤医生还在这里对我的病情不住的摇头；三个月前，我和家人还在经历着一场生死离别的悲剧；两个月前，我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将近十三年的学校；一个月前，我和哈尔滨的医生还在是否接受放疗的问题徘徊。
现在，医生真的对我说基本没有问题了，让我如何能一下子接受？
我问顾教授，是否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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