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许不会相信，当时我希望教授说“需要”。我和妈这次带了四万元钱--我家所有的积蓄--就是为了准备在北京接受放疗。
可顾教授却告诉我说，放疗完全没有必要，只建议我参加下周一在特需医疗部的会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要等很久才能见到内科的医生。
从屋子里出来，我就哭了。我终于可以继续的活下去，且无论是好是坏。我庆幸自己来到了北京，遇到这么多优秀的医生。他们是否优秀你今天就能看出来，你见过一个把患者拒之门外的医生么？也许你见过。但我想通常那只有三种情况，一是患者没有钱，二是患者马上就要死亡，三是患者和医生是很要好的亲友。像今天我遇到的医生，把患者的治疗放在第一位，把效益放在第二位，我不敢说没有，但肯定凤毛麟角。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被顾教授拒绝了两次，所以我很感激她。
4．
妈在走廊上还在和那位来自黑龙江的老乡攀谈。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李，索性就叫她李姨好了。
李姨也刚刚到北京，住在一家很贵的旅馆，并且不能做饭，每天都要下馆子。妈便介绍她认识我们的房东，把我们对面的那间小屋租给她。
这个小院总共有七间房，对院门有三间，门的两边各有两间，似乎就是北京标准的四合院。屋子的墙很薄，隔音效果很差。在我的屋子里，能听到对面人晚上的呼噜声，小道上行人的路过声，最头痛的是每天早晨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念经声。但院外边有一棵很大的柳树，比我小学门外的那一棵还要大。柳枝垂下来，盖住了我屋子的大半，所以很是凉快。
在这里居住，我真没有感觉到北京的炎炎夏日。屋子上本来有棵大树，院子里的地也总是保持是湿的，因为从水龙头放水是很方便的，大家也习惯于把洗瓜果洗衣服洗脸水泼到地上。北京的水好象含碱量很大，烧水的水壶上挂了一层厚厚的白垢。
七间房，住的全是东北人。我住在靠门左边的一间，我的对面住的是李姨；我旁边住的是给孩子看头痛的母子，来自黑龙江的鹤岗；他们的对门是来自内蒙古满洲里的一对夫妇，妻子得了肾癌；里边正中的一家人来自吉林延吉，老太太在医院里手术，这里住着来护理的爷俩；左屋是辽宁阜新的一对夫妇，丈夫得癌症已经有三年，这次是来复查；右屋是黑龙江双城的一家人，他们的老爷子得了肠癌，正准备手术。
七户人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且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的异乡人，感觉自然亲切又热闹。白天的时候，大家各忙各的，去医院的去医院，逛街的逛街。到了晚上，大家都拿个小板凳坐到院子里聊天，或者去家乐福，有球赛的时候我们几个球迷就去找地方看球。
当时有一本书叫《河南人惹谁了》，作者自称是一个河南人，对全中国人歧视河南人的态度表示不满。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家乐福超市方庄店看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书上列举了大量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我发现我们东北人是说段子的高手，明明是自己已经看过了的一个笑话，被别人再讲一遍，依然捧腹大笑。在评论这本书的同时，我们揣测作者的心理，觉得他并不是真的在为河南人说话，只不过想把书畅销罢了。因为里边的东西你不说，兴许没多少人知道，但你一说，是人都知道了。
5．
在北京的这几天实在是惬意，能看世界杯，有人聊天，可以去游览名胜古迹，还逃过了死劫。并且和哈尔滨相比，我更家喜欢这个城市。
但好日子马上就要过去了，又一个周一马上就来了，我和妈也定好了周二的火车票。
周一那天的下午，我和妈早早的来到特需医疗部，早到这里的医护人员还在午休，锁门。
我是第二个应诊的患者。诊室里有四名大夫，三男一女，典型的“四人帮”结构。“*”把我的ct和mr图片拿去看。一个长脸的男医生坐到我旁边询问病情。
我说得详细的不能再详细了，从肚子开始起包没当回事儿，到做了第一个超声，从手术到确定病理，从化疗到复发。然后说到我第一次来北京，我说：“到这里后，大夫告诉我病理弄错了。”
长脸医生听得很仔细，写得也很认真，至少我能看懂他写的字。听到我这最后一句话后，他笔停下，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只说正确的就可以了”。
可这正确的照错误的实在是少：胚胎癌，化疗三周期，停药三个月，磁共振显示没有肿物。长脸医生问*：“真的没有么？”
“真的没有。”*回答道。
长脸医生让我躺到床上准备查体。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医生在一旁说：“看看有没有隐睾。”听了他这话，我不情愿的把裤子全都脱掉。
长脸医生过来查体，说啥也没有。这话听的人都明白，却有很大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隐睾，没有肿物。但不明白的人也可以认为，他的意思是，我没有那个东东。那不成太监了！
年轻医生说不用放疗了。于是轮到最后一个医生上阵。此人身材魁梧，眼睛很大，五十岁不到的年纪。让我一度以为他是外科医生。
大眼睛医生很健谈，一边写化疗方案，一边和我说话。他说根据一个什么叽了咕噜标准，可以说已经80痊愈了，只要再做两个预防性的化疗就可以。我一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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