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通过讲述伊万的故事，将一个严重问题推到观众面前：即使人类将来掌握了时空旅行的能力，回到过去成为现实，即使“多世界”（“多重宇宙”）理论是正确的（每次回到过去干预历史都能产生一个新的世界或新的历史），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每次回到过去干预历史都产生预期的结果呢？
如果答案是“能”，那我们是不是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宿命论？
如果答案是“不能”，那我们又怎么能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呢？
归根到底，人类究竟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乌托邦的噩梦
江晓原
自从莫尔著《乌托邦》以来，类似的著作颇多，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兰托德的《塞瓦兰人的历史》等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描绘，所以在这些书里所描绘出的社会都是美好的，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政治教科书中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
但是在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学中，又出现了被称为的“反乌托邦”作品。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被称为“反乌托邦”的三部曲。其中前二部名声尤大。
小说《一九八四》作于1948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行，中译本也已出版多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出品于1984年，由rd执导，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电影。影片故事中假想的未来被定于公元1984年，这个年份虽然在今天已成过去，但是在奥威尔创作他的小说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影片中1984年的社会，是一个物质上贫困残破、精神上高度专制的世界。那个能够监视每个人的电视屏幕无处不在，对每个人的所有指令，包括起床、早操、到何处工作等等，都从这个屏幕上发出。绝大部分时间里，电视屏幕上总在播报着两类节目：一类是关于“大洋国”工农业生产形式如何喜人，各种产品如何不断增加其产量；另一类是“大洋国”中那些犯了“思想罪”的人物的长篇忏悔，他们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已如何堕落，如何与外部敌对势力暗中勾结等等。播放第二类节目时，经常集体收看，收看者总是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表达自己对坏分子的无比愤慨。
如果这两类节目都不播放的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威严的“老大哥”形象——“大洋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从来没有在电影中作为角色出现，但是他在“大洋国”无处不在，时时刻刻监视着他的臣民。电视屏幕任何时候都不准关闭，只有非常高级的官员才享有关闭自己办公室墙上电视屏幕的特权。
影片中另一个科幻色彩处，是“大洋国”政府的一个特殊机构，这个机构雇佣了大量工作人员——影片的主人公温斯顿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的任务是不停地修改“大洋国”的历史记录。比如，巧克力的供应量曾经是每人每周30克，但是当巧克力的供应量下降到20克之后，再从20克增加为25克，这个增加就要被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此时，巧克力曾经是30克的历史记录就要被修改。这种荒谬的、不计成本的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即使相对于“*”中对历史的大规模的歪曲、篡改，“大洋国”中温斯顿等人所从事的工作也是漫画式的夸张，但是在影片所营造的情境中却是合乎逻辑的，这个逻辑是：“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而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在“大洋国”中，统治实际上是依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
“大洋国”中的统治阶层还是相当自信的。当他们在电视上播放“思想罪”犯人的忏悔时，他们很有把握看到广大臣民的义愤——尽管影片明确暗示，许多人的这种义愤是假装出来的，温斯顿和他的女友朱丽亚就是如此。而当统治阶层发现温斯顿已经出现了异端思想时，他们还愿意玩一会儿“猫玩老鼠”的游戏，他们甚至听任温斯顿和朱丽亚同居了一段日子（这种同居后来被指控为“出轨的性行为”），听任他们在同居的日子里偷偷阅读禁书。当然，最后“老大哥”的走狗们凶相毕露，闯进了温斯顿和朱丽亚的房间，将他们投入监狱。而先前温斯顿身边的几位同情者，其实只是“便衣思想警察”而已。
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从对思想专制的恐惧出发，来营造一个“反乌托邦”，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写于1932年），就是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来营造另一个“反乌托邦”。
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全球化的新世界中，人类告别了“可耻的”胎生阶段，可以被批量克隆生产，生产时他们就被分成等级（用希腊字母来表示）。每一个人都从小就被灌输必要的教条，比如“如今人人都快乐”、“进步就是美好”等等，以及对下层等级的鄙视。
在这个新世界里，即使是低等级的人，也是快乐的：“七个半小时和缓又不累人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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