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新世界里，所有稍具思想、稍具美感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都在禁止阅读之列（只有元首有权阅读），理由是它们“太老了”、“过时了”。高等级的人方能享有阅读禁书等等的特权。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安排了一个不接受新世界理念、却偷读过莎士比亚戏剧集的“野人”，与新世界的元首进行长篇辩论，“野人”在这个新世界无法生活，因为他要求神，要求诗，要求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至善，我要罪行。”元首则向他指出，“事实上，你是在要求着不快乐的权利”，“野人”也承认了这一点。
从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写《一九八四》，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美国的媒体文化的研究者尼尔．波兹曼（neilan）在他的新作《娱乐至死》中的意见，“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他认为有两种方法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波兹曼似乎对电视深恶痛绝，他认为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如果说电视之无处不在，正对应了影片《一九八四》中那些无处不在的屏幕，那么电视之不要思想只要娱乐，则对应了《美丽新世界》中的“如今人人都快乐”。电视其实只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波兹曼担心，由美国电视业所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正在把令我们心往神驰的现代化，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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