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奥托·冯·俾斯麦仍然只是一名公使级别的外交官，不被皇帝喜爱，仕途前景灰暗。
威廉四世国王并不喜欢俾斯麦，对于一位守旧的年迈国王来说，俾斯麦有时候显得过于新潮了点，观点也过于激进了点。但是不可否认，俾斯麦是一位天生的优秀演讲家，他的这种新潮、热情，在煽动人心方面极富感染力。
威廉四世不是一位好的君主，他不喜欢安静的生活，性情不稳定，好大喜功，这同他血液中癫狂的因子有关。他想表现出自己民主的一面，但是当人民靠近他，他却会粗鲁的拒绝：“有许多事只需要君主知道即可。”他有首相，然而首相也不过是他的一名普通臣子，他假惺惺的表示将权力下放给首相，但他的本质仍是一位坚定的集权君主。
然而，当俾斯麦与这位情绪常有大幅度波动的国王以比较亲密的方式接触时，一种对君主的尊敬的情绪开始培养出来了。这也是他所处的阶层会出现的很普遍的现象。
俾斯麦的政治路线，此刻还没有成熟。并且，在金元的力量影响下，变得有些摇摆起来。
他在写给妻子乔安娜的信中，除了家庭琐事之外，还经常会写到一些关于政治上的意见，显而易见，夫妻俩的感情很好。
“你说到君主，不要用很轻描淡写的语调来称呼。我与你都容易犯这种毛病。我们不该讲一些对君主不礼貌的话，就像我们不该说些对我们父母不礼貌的话一样。即使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曾向君主宣誓效忠过，我们应当尊重他才是。”
由此可见，在私下里，俾斯麦同太太乔安娜都很清楚的看到君主的缺陷，但是俾斯麦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俾斯麦的光辉点，目前是在演讲台上。有许多议员愿意出席枯燥无味的议会，部分原因，是为了看这位年少议员的表演。对于犹太人的问题，一开始俾斯麦并不想参与，后来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变成极右派的领袖之一。
“我并不是犹太人的仇敌，即使他们仇恨我，我也会饶恕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爱他们。据我个人意见，我愿意给他们全部权利，除了不能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占据许多主要席位。……”
这不仅仅是俾斯麦的个人意见，也是君主对犹太人的看法。同当时绝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俾斯麦也深深被犹太银行家雄厚的资本所折服，日后他更得到犹太银行家的资助，家产殷厚。然而他的内心一直对犹太人怀有鄙夷。大概这也是血统中日耳曼人的傲气在作怪。不到一个世纪后，犹太人被以“纯净人种”的名义大批屠杀，也可以说是这种又佩服又嫉恨的心理造成的。
俾斯麦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在法兰克福任德意志联邦公使期间，对奥地利外交人员的傲慢很不能忍。他一面抱怨这些外交官们的狡猾，一面却又十分享受这种与各种人等周旋的过程。可以说，他具有一名政治家应有的全部优秀素质，又能很清楚的看清当下的局面。这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来在以后的岁月中显示出来的伟大的超前的政治观。
他开始置办作为一名公使必要的家具和衣装，这使得他的经济渐觉捉襟见肘。然而，乔安娜汇来的款项解决了这个问题。俾斯麦是个聪明人，筛选排除之后，隐约得出了这笔钱背后的力量。他有很大的不安，却因此觉得骄傲：这说明自己的价值颇为不菲。俾斯麦一直是个大胆的家伙，这些钱虽说单笔数额不大，积累下来，却也可观。这笔经济负债使得他在奥地利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放弃了一些机会。为了在有可能的不远的将来还清这笔钱，他开始好好规划家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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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在魏玛市举行和谈。奥地利皇帝单独前往，伊丽莎白皇后为了照料女儿，留在维也纳。而皇帝的首席副官格吕内伯爵，自然是要步步跟随的。
伊丽莎白皇后叮嘱格吕内伯爵：“帮助皇帝陛下，免得他做出错误的判断。”
又对弗兰茨说：“别跟沙皇吵架。”
弗兰茨不禁失笑，捏捏妻子脸颊，“我又不是小孩子，沙皇也不是小孩子。”
“国王们打起架来，跟小孩子有什么分别？”
“……”弗兰茨哑然：这个甜美的女人，总是能说出看似真理的话来。
魏玛是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宁静平和，人文气息浓厚，在这样的城市里，两位欧洲大国的君主却在煞风景的讨论战争，实在跟城市风格格格不入。
亚历山大二世39岁，已经是中年男人。身材就一位俄罗斯人来说，保持的很好，精壮结实。发际已经向后退缩，露出高而阔的额头；双眼炯炯有神，浓密的罗刹大胡子几乎完全掩盖了薄薄的嘴唇。他的下巴向前微微翘起，耳朵很大，整个脸庞显得坚硬。这说明沙皇陛下是一位固执的君主。历史上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几年之后，便在俄罗斯全境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农奴改革，从而将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使得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对于仍是半封建农业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一个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多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却因为这种急躁的推进制度而遭到了暗杀。
罗曼诺夫王朝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娶日耳曼公主为皇后的优良传统，沙皇血统中的日耳曼成分比其他非德意志王室要多得多。最著名的日耳曼公主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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