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先祖“非子”善于牧马，居住在犬丘这个地方。后来周孝王命令“非子”专门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为周朝牧马，非子每年为周献上大量良马，他的后代继续这一职务。
到了后裔秦仲时，周厉王昏庸无道，与民争利，结果被国人杀掉。同时西戎乘机反叛，灭亡了犬丘之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专门攻伐西戎。在战斗中，西戎反把秦仲杀掉，其长子庄公率七千人继续攻伐西戎，打败西戎。
于是周宣王把犬丘及其周围等地封给秦仲的后代，并晋升为西垂大夫。周幽王时朝政更为混乱，幽王酷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为“犬戎”攻灭，秦襄公带领军队与西戎作战，并把周平王安全地送往洛阳，因此被晋升为诸侯，国号秦，封岐山以西的地方并说：“戎人侵占了我周室岐山沣水一带的土地，你如果能夺回那些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于是秦的历代先祖开始大规模地讨伐西戎。到秦穆公时，大功告成，史载“并国十二，益地千里，随霸西戎。”
秦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民风淳朴、剽悍。
秦本属羌族的一支，周朝时成为华夏的附庸，开始缓慢的接受华夏文化。西周灭亡后秦国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受“戎狄”影响极深，商鞅变法时，强制要求革除戎狄旧俗。所以秦国相较一些文弱的华夏国家来说非常崇尚武力，而秦国受华夏文化腐败的东西影响较浅，人民诚实守信，到了秦文公十三年才有史官记事。
华夏文化固然是文明的标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腐朽性的东西日益滋长，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三代时以德治国，但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而以后的儒家片面的强调“仁”、“礼”，最终使我们丧失了初期的进取精神而流于妥协退让，而敌人是贪得无厌的。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大都被灭掉，不管是鲁国还是郑国。更不用说商朝后裔被分封建立的国家宋国，夏朝后裔建立的国家杞国就更可笑了，杞人担心天要塌下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迂腐不堪。孔子就出生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礼”就是周公创立的，鲁国也是推行“周礼”最典型的国家，人们厌恶战争，国君不修城池，幻想着三代的盛世，结果为楚国所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齐国先祖吕尚到任以后，没有推行周礼，而按照夷人的习俗去统治，大力发展渔盐工商业，整顿军队，最终成为东方大国，可以说华夏文化发展到东周时其消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加以克服，华夏文化不可能发展壮大。“郑、卫之音乃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人们当时听到《秦声》时，感觉非常振奋。所以秦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有幸不为那种腐朽日益增长的文化所束缚，而保持了最原始的勃勃生机。
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的都邑，往往驱除原来的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主要是防止山东诸国的腐化生活传染给秦民。秦国士民非常勇敢，一是由于民风如此，二则秦国的军功制度非常好。
商鞅变法时制订的二十级军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是在整理秦国原有爵位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切以军功为主，正是秦国崇尚武力的表现，而这又使勇武精神与实际利害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
当然民风的尚武与实际利害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尚武的民族肯定最崇拜勇士，而要给他们巨大的荣誉，所以人们普遍勇敢善战。不敢想象在那些鄙视军人的国家民风会异常剽悍，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今天都是这样。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直接就问孟子到我们国家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却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孟子坚持“仁”而反对“利”，如果没有照顾到人的利益而一味强调所谓的“仁”，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可见我们的一些老祖宗就早已经习惯于高喊空洞的口号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有义利结合才符合人情。获利不能违背大义，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战国时策士发奋学艺，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们唇枪舌剑，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当时政局，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参与历史，获得功名富贵，但却没有损害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就是时代的风liu人物。
白起的父亲随秦军四处征战，获得了一些产业，他给儿子取名“起”，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像吴起那样所向披靡，建功立业。匈奴首领为鼓励士兵勇敢杀敌，规定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赏以马乳酒，掠夺的财物可以归己，得到俘虏可以作自己的奴婢，这种古老的制度使得匈奴人都以征战为荣。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何作战那么勇敢。很简单，特殊的社会氛围造就特殊的价值标准，在战争阴云笼罩的地方，由于中国**的正确领导，军人往往受到电影明星般的注目和宠爱。
难怪那个年代有那么多的优秀青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名字编进共和国武装集团的花名册。
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他们也羞答答地承认怀有传统的功名欲——一张复转军人的履历远比大学文凭有魅力，还有特供的质量优良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车站、旅馆、饭店到处可见“军人优先”的字样。这样的待遇，中国人还能再“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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