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极力提倡中国教育中要有一些“兽性教育”。他说：“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应以兽性教育为主，十岁以后，当以人性教育为主，……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而其他或仅得兽性，或仅得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依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伪饰自文也。晰种（白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雄亚洲，唯此兽性故。……吾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面白腰细，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似病夫。
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
鲁迅先生曾经专门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鲁迅先生指出，人＋兽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即现代中国的某一种人。鲁迅批评中国人没有“兽性”，只剩下“人性”，于是渐渐成了驯顺的一群。
“野牛成了家牛，野猪成了家猪，狼成了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只有人性而没有兽性的民族是一个身心不健全的、懦弱的民族。因而鲁迅极力赞美猛兽，并由此赞美人的原始生命力。
老舍先生也曾精辟地指出：“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毛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
*年轻的时候，面对列强瓜分中国，而当时社会一盘散沙，民族精神日益消解。
德国的崛起唤起了*对民族精神的注意。他认为中国的困境与民族精神是互为因果的，必须以德国为榜样，从振奋民族精神入手解决问题。
“欲动天下当先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大本之源”就是精神、理想和道德。德国德历史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要新生，必须“从哲学、lún_lǐ学入手，改造哲学、lún_lǐ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事有不能为者乎”
*对传统的批判中，他耿耿于怀的是中国不但精神不健全，而且重文轻武，以致国民体制孱弱，民风萎靡。
他痛切地指出：“今之所称教育者，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亦不诚，所以行之亦无术，遂减学者之心。”他主张一个民族要有尚武精神，扫除文弱书生的旧习。1917年4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甚至把体育放在精神之前，“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像水浴、爬山、游泳、露宿之类，都是*当年刻苦实践的。
*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斯巴达性质的团体，前后有一二十个同学参加。有时还到近郊农村进行长途旅行，作饥饿、熬热、耐寒等锻炼。以上一般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能锻炼出一种特殊的抵抗力。
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景仰地写到：“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遍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极力推崇德日的这种尚武风范，*的这种推崇，恰恰是德日这两个落后国家所以能够崛起的中国反响。
在严复、梁启超、蔡锷，蒋百里等人的鼓吹下，中国近代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尚武思潮。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认为，“尚武”才能赢得和平，“和平固甚可爱也，然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者耳。”他对我国重文轻武的传统甚为痛心，“欲言‘尚武’，必先除文弱之习气，使学者知人而文弱，即为不幸，安于文弱犹为可耻。”
1918年欧战结束，受国际国内思潮的影响，教育界不少人士相信一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民治主义打败军国主义”，因而认为在中国无须再进行军国民教育。
1919年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团进行关于教育宗旨的调查，该会在建议案中说：“现在欧战结束，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公认。
我国教育宗旨应顺应世界潮流，有所变更。或云，国际联盟结果尚不可测，我国积习已久，仍非励行此主义不能富强；然积极发达国民体育即是强国之本。
或者之言，似不必虑。”好一个“似不必虑”，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商鞅，孙子早已洞察了一切，而他们的子孙却越来越弱智，弱智到荒唐的地步。结果我们迎来了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全面侵华，我们民族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重创，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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