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离不开武术。金庸小说里的武术，因着金老的丰富想象力，和他对于事物的理解能力，使得金老笔下的武术世界，像一个大花园一样，开满了各种奇花异卉。第一部试笔的《书剑恩仇录》就使人大开眼界，三分剑术也就罢了，还有一个什么百花错拳，最后的最高境界居然是什么庖丁拳。而且，在这一路最后的庖丁拳当中，金老对于武术的想象已经发端了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关联，而不像梁羽生那样富于道德关联。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智慧和仁义之间的差别。俗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金老大约是喜欢钓鱼的。梁羽生对于武术的理解，在他的武侠创作走向后期（或者说顶峰期）的时候，也没有脱出道德关联的范畴，主要是强调武功的正邪之分，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基本点上，正邪鲜明，好坏优劣到了一定的时候，无须写书人做出什么解释，读书的人自然地生出条件反射，按照简单的公事排一排，结果自己能够得出。金氏不同，旁门左道不说，新创新立不说，单说一个少林寺，在金庸的十几部书里反复出现，基本形象是一致的，综合的印象就是胸襟博大，处世平稳，武功内外兼备（总体说法），阳刚大气。但是具体到某一部书，某一个人，处理具体的事情，使用具体的武功，你仍然无法事先猜测得出任何预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活的，金庸把它们都写活了，既然活了，就没有具体公式，你无法算出结果是怎样的，实际的结果往往又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令人叹服。
且回头说说令狐。前面说金庸的武功往往具有一种哲学意味上的关联，他喜欢赋予武术以智慧。比如说，武学起源经常是对于自然界的某一种物态的描摹，或者领悟，而武学发展则常常需要当事者具有相当的理解事物机理的能力，需要智商这种格物致知的能力，更需要情商这种人世间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承受能力和对于人类群体活动的认知和认同的能力，还需要逆境商这种表现人的韧性和顽强的能力。至于武学的最高境界，则无不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庖丁拳源于庄子，九阴真经源于道家著述，乾坤大挪移似乎也是充满道家思想意味，降龙十八掌则来源于《易》。少林寺多数武功与佛家思想有关，《天龙八部》多有述叙，以鸠摩智挑战少林一段说得最为精彩。凌波微步又是来源道家，整个逍遥一门的众多武学，恐怕都是来源于道家，逍遥一词就是来源于庄子。这种写法到《天龙》达到顶峰，再到《笑傲》的时候（我不知道《笑傲》和《天龙》哪一个更早一些，猜测应该是《天龙》更早，这只是从金庸写武学的发展规律来判断），金庸大约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走向其反面了，于是，出现了“葵花宝典”和“化功大法”这些邪恶的东西，而根本上，尤以两种东西开始出现以表现金庸的“反武侠”（暂时无法用别的词代替，因为我想表达的确实有认为金庸存在着连侠也一起反进去的势头，只是在《笑傲》这里表现的不充分而已）最为典型：一则为正面，是“独孤九剑”，一则为反面，是“葵花宝典”。
在《天龙》里，武学已经和人性紧密结合起来了。萧远山，慕容博，还有鸠摩智，三位当世高人，智慧过人，修习武学几乎是无往而不利，但是偏偏在修习少林正宗武学时，出现极大的问题，原因居然在于他们没有同时修习佛法来消弥武学中深重的唳气，而解决这种唳气的力量，也居然是佛法对于人性和心理的调节，也就是说武学的高端问题，更多的是哲学问题或者心理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这也许是对于武学问题的最高境界化了。在这种最高境界化之后，《笑傲》开始一种回归，一方面反朴归真，走向非武学或者反武学的方向；另一方面让武学走向其自身的反面，成为人性异化的一个诱因。前者的代表武学是“独孤九剑”，后者的代表武学是“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是什么？书中一开场就写福州的林家，隐伏了一个契子；然后，逐步引入这种武学，但是始终使它处于云雾缭绕之中，给了我们一个神秘的印象。到林镇南一家人遭难，我们似乎开始领略到这个东西的不祥，但是仍然没有唤醒我们的警惕。接下来一层层展示各种武学，一个比一个高强，但是都不如它，它始终还是我们极为关注的最强大的东西。然后恶梦开始，一个一个武林高人沦如自我人性的冥灭之中，而同时又不断显示出它的力量的强大。小说也许刻意不去揭开这种神秘武学的谜底，而是反复让它所带来的强大和邪恶冲击我们的感觉，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一次又一次感受它的人性异化力量，让我们憎恶它邪恶的存在形式，而对于它的无比强大心有余悸，又无以遣怀。如果说我们只是看到这种武学的“挥刀自宫”的技术形式，那么我们只能得到它是丑陋的这样一个美学感受，可是，小说在解释这个技术问题之前，却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写了几个极赋聪明才智的人物的沦落，把宝典武学带来的极其邪恶的后果渲染得非常浓重。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东方不败，他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而他的悲惨几乎完全是由这种武学带来的，同时给经历过这种武学的人们留下身心两方面的巨大创伤。当令狐冲和盈盈勉强战胜了东方不败之后，在颤抖之中唯一能够说得出来的感受是，他不是人，不仅仅因为他身上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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