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人头税附税是否会阻碍商业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朱棣也早就考虑过了。从表面看，非农业人口必须额外缴纳人头税附税，肯定会阻碍商业的发展。但事实上，即便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宋代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病态繁荣，可以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当中只有小部分转化到了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富贵之家的仆人杂役。要知道，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欧洲，伦敦、巴黎等城市才几十万人！
资本主义萌芽所依靠的并非是大量的流动人口或所谓的自由劳动力，而是能够投入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的人口。明朝商业税率只是三十税一，显然非常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只要有利可图，手工作坊主自然会给出足够的工钱供劳动者缴纳人头税附税。如果有必要，朱棣甚至还可以专门出台扶持商品经济发展的人头税政策——比如说减免手工业者的人头税附税。至于那些到乡绅官宦人家作佣人的、到官府干杂活的、到茶楼酒肆当佣保的、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甚至于流浪汉们……自然是统统移民！要知道，即便人口已经过亿，即便已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仅仅巴西一个国家的可耕种土地都没能充分开发。无论有多少富余人口，朱棣总归有足够的土地安置——反正世界那么大，只要开展殖民，人口再多也不显多。
朱棣的胃口很大：西伯利亚、东南亚诸岛、澳洲、美洲……如此广袤的土地所需要殖民的人数自然不小。若是殖民所需的经费全部由朝廷承担，虽说殖民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前期投入的压力毕竟太过巨大。因此，朱棣打算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靠殖民起家的那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依靠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
一开始就建立类似的公司自然为时尚早，朱棣打算颁布这样一条政策：凡承担五十个以上移民费用者，可获得一个最低级的贵族爵位，并拥有对该移民屯的管理权利。如此一来，殖民活动的各方均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于国家而言，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于被资助者而言，可由自愿移民转为自费移民，多获得五十亩免费土地，而且还可拥有以每亩10个铜钱的价格购买不超过500亩土地的资格；于投资者而言，即可以获得爵位（在古代，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又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拥有了管理权，自然拥有收税权）。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
当夏元吉看到关于人头税的内容时，一开始是准备进谏的。因为他认为人头税附税对于贫民和贱民实在是太不利了，儒家理论上是讲究“仁”的。不过朱棣对此早有预料，因此特意解释说：将缴不起人头税的贱民和贫民移民海外，是为了充实海外那个为建文皇帝遗孤所建的王国——朱棣的殖民目标自然不止区区一个吕宋，只不过殖民需要讲究循序渐进，第一阶段恰巧正是吕宋罢了。
对于这样的解释，夏元吉不禁默然。
对于转投朱棣麾下，夏元吉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丝愧疚的。朱棣对那些“左逆文臣”及其亲族的处置，官方说法是发配海外。然而人多口杂，朱棣又没有下达噤口令，因此他与“左逆文臣”的约定早已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开去。对此，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此乃仁义之举。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名君，然而玄武门之变时唐太宗弑兄杀弟倒也罢了，却连侄子们也要斩草除根，后世文人对此还是多有诟病的。相比之下，朱棣不仅放过建文皇帝的遗孤，还派遣建文皇帝的弟弟们以及忠于建文的大臣们打前站，为其在海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这样的处理方式，令朱棣赢得了绝大多数文人的好感。
如果只是将忠于建文皇帝的臣子打发到海外去，人们还可以怀疑朱棣只是想将和建文皇帝有关的人打发的远远的，以便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后来朱棣又专门明诏天下，宣布心怀故君者可向官府报名，由官府统一将其送往海外为建文遗孤专门成立的王国去。
明诏已经下发一段时间了，然而响应者廖廖。中国人大抵都是这个样子，茶余饭后私底下议论时，人们都会同情建文皇帝。但是若让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建文皇帝的后人，却是谁也不肯的。
现在，朱棣又专门用改革人头税的办法，为建文皇帝的遗孤提供更多的臣民。在夏元吉看来，此举简直达到了“仁义”的最高境界，因此，进谏的想法自然也就吞到了肚子里。
朱棣并不知道在夏元吉的心目中自己已经达到了“仁义”的最高境界，如果知道了，他没准会笑趴下。事实上，朱棣不仅不认为自己能够和仁义扯上什么关系，相反，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附身成为永乐大帝后，心肠迅速地变硬变冷，良心、同情心什么的也相继不翼而飞。
朱棣知道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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