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曾协助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安民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不料，在年逾古稀之时，桑弘羊却被杀了头，灭了族，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精于理财功劳高
汉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里。战国时期，洛阳已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东到齐鲁，南到梁楚(今河南、湖北)，都有洛阳商人的足迹。西汉时，洛阳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与河北的邯郸、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河南的宛(今南阳)齐名的“富冠海内”的名城。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三岁的时候，他便在计算方面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那时候一般的商人计算数字时都要用筹码，而桑弘羊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算就行了。
根据西汉的官制，家产在五百万钱以上的，自备车马衣服，便可以到京师为郎，称为“赀选”。郎的职务是负责守卫宫廷门户，皇帝出行时担任仪仗扈从。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汉武帝刚刚即位，桑弘羊便被召进了宫廷，做了武帝的侍中，这一年他十三岁。侍中为加官，从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主皇帝膳食)直到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侍中原为皇帝的侍从，汉武帝时为强化皇帝个人的权力，以限制丞相的权力，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他身边作侍中。这些人可以出入宫廷，和皇帝关系很密切。其中有的人可以参与议论国家的政策，遇有重要政事，皇帝还常常让他们和朝廷上的大臣进行辩论。这样，在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中朝与外朝并列的局面。由皇帝及其亲近侍从组成的中朝，事实上成了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不过是执行的机关。侍中名义上是皇帝的侍从，但在政治上却是实权派。尽管当时武帝即位不久，还没有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时候的桑弘羊只能充任一个普通侍从的角色，但由于他久任此职，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武帝身边，深受武帝思想的影响，使他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从景帝后元三年初武帝即位至元鼎二年，即前141年至前115年)。这二十六年的历史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对桑弘羊一生的事业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柔弘羊初为汉武帝侍中时，距汉朝建立已有六十多年，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内基本统一，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好转。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尤其是汉与匈奴的矛盾，汉武帝即位不久，便利用了汉初七十年间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针对上述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其中耗费民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他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用兵，特别是连年对匈奴的战争。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曾向大臣征求派兵攻打匈奴的意见，但是当时西汉政府中多数人都对匈奴怀有畏惧心理，坚持和亲政策，反对和匈奴作战。以大行令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汉武帝毅然采纳了王恢的建议，派遣马邑人聂翁引诱匈奴单于深入，汉朝以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不料匈奴单于在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迅速撤兵，逃回边境。从此以后，汉与匈奴彻底决裂，开始了长期而频繁的战争。
二十多年连续的对外战争，从其积极意义上看，它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野蛮掠夺，保卫了汉朝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加强了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开辟了西域的交通，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汉初七十多年的积蓄，也由于战争而出现了“县官(即天子或官府)大空”的局面，财政出现崩溃的危机。同时汉武帝为了弥补大量的军费开支，对农民进行“民赋数百”的残酷剥削。农民贫困破产，而富人却乘机大肆掠夺。尤其是一些商人地主，他们用贱买贵卖的办法来掠夺农民。另外一些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利用控制这种营业变成豪富。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汉武帝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桑弘羊。元帝元狩三年(前120)，桑弘羊被任命为“以计算用事侍中”。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农丞，这是桑弘羊正式从事财政工作的开始，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桑弘羊任大农丞，前后不过五年，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他做了三件大事，开始表现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和魄力。
一是算缗告缗令。算缗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算缗告缗令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政府规定：凡值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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