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也和作家性格上的软弱，缺乏勇气等有关。
当然，我们在读了老舍的那些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痛其自贱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他内心的伤痛。他将其藏在心里，难以示人，除了王莹等至交外，连家人面前都不提，可谓身边无知音。
按照老舍的预想，《正红旗下》是他在美国即已考虑成熟的三部历史小说里的第一部。它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自己家庭生活为背景，展开三重悲剧：自己家庭苦难遭遇；民族被烧杀凌辱，奋起抗战；以满族为文本，写出它由盛而衰的历史，从而对整体民族性弱点进行批评。
前两个方面，在《小人物自述》、《茶馆》和散文《我的母亲》等作品中，早就有所描写。最后那层主题，直到《正红旗下》，才真正得到揭示。
可惜的是，三个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展开。唯一能够得点安慰的是，这不足十万字的作品，尽管人物性格还在刻画、发展，主要矛盾还不明朗，但本身已相当完整，相对独立，自成格局。其高度的艺术品位和价值已充分显现，表现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臻于完美的非凡造诣。
作品所展现的清末社会风情和民俗，是一幅动人画卷，精致美妙，准确周到，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同类作品中，绝无出其右者。
三百多年来，满族向世界贡献了两位最杰出的小说大师，曹雪芹和老舍（纳兰性德也是满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位杰出作家，但他只是著名词人。有人认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是纳兰性德，但缺少可信的证据）。其共同的方面，在于都以宏博爱心和心理上的悲剧性，写了“家史”。
曹雪芹生于康乾盛世，因家道不幸中落，有繁华不再、兴衰无常的生命、历史之叹慨，看到了人性里的天然悲剧，那种悲剧更多地带了“人”的色彩。
老舍生于晚清末年旗人圈内，穷苦起家，跨越民国最为乱糟糟的历史大变迁时段，承载了祖祖辈辈因天缘际遇，弱小民族统治广大汉民族后该应付出的代价：后期清朝旗人，为确保能随时拉出来打仗，不许有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有“自由”，有“铁杆庄稼”‘保障，为调济生活，就在苦中作乐，日常礼节礼貌，都有了一定程式。连京腔京韵，都经受了一代代的锤炼，撇着它，动听、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成了排遣光阴的一个有机部分。玩乐上下进全部心事和聪明后，生活考究，虽相当“艺术化”，却也越来越“无用”，越来越徒具形式。更不要说，更多是失去“铁杆庄稼”保障的底层旗民，能做的就剩下拉洋车、当巡警、卖艺、做妓女、经商买卖了，但是，因为面子、因为制度性限制，既难有远见性地学习其它谋生本领，丧失了一切技能，又不能、不屑于做事，坐吃山空，对一切失去自信和信心，像小说里提到的大姐夫一家、姑母、定大爷等人。其衰落就是必然的，整个民族被“侵略”、凌辱后，以这样的后备军打仗，其不堪一击，更是必然的。
因而，老舍看到的多是“族性”里的“天然”悲剧，那种悲剧更多地带了“集体无意识”里积攒下的“族”的色彩。
另一方面，深浸其中的老舍，一生都热衷于曲艺和俗文艺，保留了艺术地生活的品性，切磋非同寻常，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北京话的内在美感，自就成了运用北京大白话的一代宗师。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曾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周作人则在日文版的《骆驼祥子》序言里说：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正红旗下》又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在对母亲、大姐、福海二哥、定大爷等人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饱蘸着浓情，抒发了感激、怀念之意，意味丰厚深沉、瑰丽迷人。
反派角色上，大姐夫、大姐公公婆婆、姑母、多老大、牛牧师，身上载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负面性内容，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
像大姐夫一家，父子都是武职，不知带兵打仗，却养了鸟，咳嗽、发笑如何更艺术，都很讲究。可是威风只在嘴皮子上，平时需要借赊，寅吃卯粮，连卖烧饼的都敢骂他们。在对他们平淡的叙述中，有着对全般历史真实的自省与逼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第二章）。
旗人“末世人”的境遇，受到旧、新时代的双重遗弃，使他们自甘作了“末世人”，透出历史的沧桑感和哀歌的色彩，满盈了悲剧美学意蕴。
而作者将批判推进到旗人社会，那是他最有心理障碍的领域。
《二马》里有过一句名言，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正红旗下》是对这“出窝老”的文化的深层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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