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我”的降生，牵出主线，展示各类满族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不网人的生计处境，和迥异的心理状态。
中间多数是寄生的、没落的、浑浑噩噩的、空虚沉沦的，害怕维新变法。另一类却欲从中挣脱，自食其力。也有在作斗争的。都很年轻，却处处受制约。
经过这些揭示，我们不难发现，清朝社会的基础，八旗制度，如今有流水落花之势，社会出现急剧分化和精神危机，调整变革的路都不通了。
在旗人社会特定的历史框架中，作品还填充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不啻是京师旗人生活风情的博览。
如果说拉伯雷把一切生活都纳入狂欢节的快活的时间里的话，那么，老舍的故事则多是浓缩在各种各样的节庆时间里。
所以，拉伯雷把生活节庆化了，表现的是西方的喜剧形式，狂欢化和浪漫化。老舍则把节庆生活化了，表现了中国的喜剧形式，生活化而现实化。
《正红旗下》是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特色的——倘能更从容，他完全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
艺术的规律是，熟悉许多农民，才能创造一个成功的农民形象。对于写“新生活”“新人物”，老舍很吃力不顺手，有隔膜之感，老抓不住要点。而那些宏大的历史题材，他配写，也只有他能写，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风声鹤唳一类的玩意意味浓。
1960年写话剧《神拳》时，他就尝试回到30年思考过的题材上，写那部家族性质的历史小说了。
当时，“左倾”思潮得到抑制，创作自由，题材多样化得到提倡。他才全力投进来。写得很辛苦，要什么字都需想好久，描写什么就需要什么语汇。
然而，大约动笔半年后，他停笔了。
为什么呢？
胡絮青于《写在（正红旗下）》一文中说明道：1962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像《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此后，他真就很少再写什么了。
问题是，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写作的人，自说自话，为写而写，不跟风，不看风，写出来再说的？《红楼梦》作者可曾看人脸色、受人影响而不写？可曾顾虑到能不能发表？所以，这的确也与老舍自身性格上的不坚定有关。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太爱生命、痛苦眷恋着精神世界的精魂，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在《断魂枪》里，那声声的“不传！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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