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节”，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
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许多品节高尚之士，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气节，纷纷自杀，越到后来，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从《老张的哲学》里的李静、《赵子曰》里的李景纯，到《猫城记》里的大鹰，《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里的王利发等，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身谏”、殉难的性质，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预演”。
在他曾为之讴歌过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诬陷，辩解无门，跳入护城河自杀，人们纷说他不该出此下策，老舍却认为这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想不到，他也会走这条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并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种群众集会，无限度地上纲上线，毫无法律上的根据，人人在喊打，真就打着了。
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老舍刚出院，却去上班了。文联大院里贴满大字报，出出进进的人神秘而慌乱，透着异样。老舍在办公室拼命吸烟。中午该回家了，没见着司机。
下午，北京市文联会议室正在开会学习，一群红卫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疯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读书的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他们多年练旧戏，现在觉得应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道具等“四旧”拿出来烧掉。当天他们决定去安定门外成贤街国子监大院孔庙焚烧京戏戏装——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破坏性运动，会净化党和国家——但觉得还该拉几个文化局的领导联隔不远，又想起要拉几个名人去陪斗。就闯进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这时人们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
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两个人没叫到。端木蕻良虽然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他又想，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镇定，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
这时，学生看见了他们，叫他们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接着，便有人在他们背上刷厚厚的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背上。
上车去陪斗的牛鬼蛇神中，本没有老舍。但他看到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一眼认出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老舍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像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挨打的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其他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和打人声混在一起。
乱哄哄爬上去，车上很挤，天特别热，好不容易车颠颠簸簸地开了，尽管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
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下，他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圈儿，然后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间堆着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被点燃，火星四溅。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灰尘满面。
不一会儿，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问：“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我们都脸朝地，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会知道？”另一个声音则说：“他有病，经不起打。”
广场上已有一二百个学生，主要是绒线胡同女八中的学生，她们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是当时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黑帮”。“黑帮”中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萧军、骆宾基，京剧演员苟惹生、白云生等。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拿的不是皮带、木棍，而是京戏中皂隶们手执的黑红棍。
局势完全失控，成千上万的人拥来孔庙（文庙）。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
红卫兵也拉了文联图书馆的图书，准备烧，老舍对他们说：我老了，这是国家的文化，不要破坏它，如果愿意，把书拿走吧，千万不要烧。红卫兵却把书堆在大理石走廊上，浇上煤油，点了火，老舍发疯般去救，受到毒打，被打得头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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