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革委会的人见这么多人被毒打,出了人命负不起责任,就让先把老舍这样血压高的先接回去。他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交给他的女秘书。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而是背靠沙发扶手,蹲在地上,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和老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看老舍。
先前,只要听说老舍过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老舍进屋落座,立马兑上滚开水送到老舍手里。而前段时间,她就写过大字报,说老舍上海还有女人云云。
天渐渐黑了。忽然,齐声高叫。挤出几百个十四五岁的女红卫兵,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惩罚起“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老舍也从自己的办公室给架出来,站在没有花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纽扣不齐,脑后散乱,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要次一等。老舍因系着水袖,引起注意。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喊道:革命小将们,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反革命黑帮分子老舍,他今天下午在批判会上非常不老实……老舍抬头来辩:我没有不老实,说话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胡编。
高个子没等他说完就起哄,几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反剪了手,坐“喷气式”,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老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
高个子进一步鼓动,让红卫兵开老舍的批斗会。但他们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后,却批不起来。因为她们不知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放的什么毒?因而她们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当场就有一位作家站起来,义愤填膺地批评老舍拿了美金,老舍很倔,双目圆睁,驳斥说: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参见杨沫:《风雨十年家国事》,《花城》1983年6期。)老舍一个四十多岁的同事则喊道:“我揭发,老舍拿美金,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卖给了美国……”‘林斤澜认为此人“又可怜,又可恶。……这个同事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他本人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他答道:‘美金”’同事的揭发,无异于让红卫兵得救,他们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群情爆炸,许多人喊起来,“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让他老实交代。人们热情高涨,押着推着老舍往前走,每走一步头被按一下,屁股上踢一脚,他步履维艰,一步三晃。红卫兵把他胳膊往后使劲背,又踢上一脚,老舍支撑不住,倒在地上。左右反剪着他的红卫兵又一人踢一脚,一手揪住他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的脸,苍白无色,痛苦抽搐着,汗水一道道流下,双腿在颤抖。67岁的老舍从一天的猥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呼叫:“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红卫兵听不见了,发疯地跳起来,把他的头往地上猛压。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写着“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字的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了耳朵,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支架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老舍突然作了反抗,顽强地直起身,挺起脖子,撕心裂肺地喊:你们让我说什么!他猛转身,将黑木牌愤然砸出去,打在刚才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
这举动惊呆了众人,等惊醒过来,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
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台阶下的人都往上涌,乱成一片。不知谁搬来一张桌子,把老舍从人群里拖出来,拉到桌子上跪下。他的眼镜破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汗衫一条一条的撕挂着,鞋也剩了一只,头无力耷拉着。
红卫兵对着奄奄一息的老人厉声喝问:你打了红卫兵,知不知罪?
老舍沉默许久,头无力地点两下。
把你的罪行写下来!
纸笔摆开,老舍好会子才拿起笔,每写一笔都似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足足用了五分钟,才写出八个字,“我打了红卫兵老舍”。
写完,他目光呆滞,完全瘫倒在桌面上。
这时,林斤澜说,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当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找来两位警察,开来一辆吉普车。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打了红卫兵,那就别批斗他了,交给派出所法办。
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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