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就写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号。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从数量看，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只有l篇了。
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细节，可能是会反复出现。
。只不过开始临来时，像离了你很远，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推波助澜，促成其事态的发展、恶化。
转来转去，哪一天却可能“碰着”“打着”你了，旁人在发动。曾经打过、整过、批过、附和过、诬陷过别人的，轮着自己时，和前人一样，也会有冤诉不出、不让诉、无处诉，如此，“莫须有”的罪名，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张扬法律正义，又伸张、张扬道德正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以及维护勇气。在后一方面，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参见蒋泥：《人何以“立”》，《文艺争鸣》2002年3期。）。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因此，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赵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猫城记》里，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暴民”的闹剧。
《赵子曰》里，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猫城记》里的猫人，杀皇上杀家长，也杀教员。《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极具博爱、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却遭毒打，是那种蛮横的、因私的、恶意的、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三天后，他死在医院里。
对于他们的遭遇，尤其是黄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对学生的无知，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一辈子不得安宁，事事失败，凡到他就要成功时，就受到灵魂的折磨，退缩了，毁了，把它当成是死者的“诅咒”，只好不干什么，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现出了生者卑下、恶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无所启蒙、恶根尚在，难免就不再来。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恶霸”的会。
那天，他到得相当早，已坐满了人，什么人都有，无分彼此地坐在一起。当大会开始，台上一个个宣布“恶霸”们的罪状时，台下全体就高喊：“打倒……”后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呢？恨仇敌……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愿……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参见《老舍文集》14卷，325-327页。）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同谋”了，而且，作为《北文艺》的主编，他对发表《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战战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老舍出席，并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在他已久违了。会后，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巴金：《“最后的时刻”》。）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显得很悲凉、凄惨、失气。
因此，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时，老舍就在写检讨、受批斗。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如：“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认为，这里的“个别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7月13日，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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