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过两岸文学座谈会，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
舒乙先生不同意，举了五点理由，主要是说老舍作品里，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钱太太，在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后，一头碰死在儿子棺材上。《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折磨后，上吊而亡。《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老舍还在信中说，如果重庆被日本人攻下来，他不跑，他会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机会访问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绪低落，“文革”初起，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抬头看见老舍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老舍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去，并不顺脚。看来老舍是专门去的。说明老舍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
舒乙说的固然都站得住，但姜穆的意见也并非全部无理，相反姜穆完全依据“科学”和常识进行判断。而舒乙说了那么多，哪一个也都不能解释为何老舍死后腹中无水、脚下无泥、鞋袜都在岸上这些疑点，尤其是第一条——除非老舍死后腹中的确有水，其他人没看清，或者不让看，因此记不清真实的情况。
总之，这是一个待解的谜。
一个“人民艺术家”，就这样最后以“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没有留一句遗言，成为那场持续10年之久的大灾难的第一批遇难者中的一个。到1978年，才得平反，“恢复名誉”。
可是，有些东西是“恢复”不了的。如他不能写作计划里的三部历史小说……翻译家文洁若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透露：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1966年10月1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1967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
我不相信，迟至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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