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反日会根据主席团的提议，下设政治、组织、经济、宣传等4个委员会。在7月24日召开的正式大会上，原则上通过了两项议案：一是根据经济委员会的提议，拟制日货和国货对照表，以此制定经济绝交标准；二是通过全国经济调查，为提倡国货运动做准备。根据政治委员会的提议，大会还商讨了公开济南惨案交涉经过、恢复民众运动、保护排日运动者及通过学生军积极做好对日宣传准备等事项。7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选举陈德徵（上海）、罗琳（南京）、陈贻孙（浙江）、周叟光（河南）、邵光烈（留日）等5人为常务委员，王松廷为监察委员，陇体要为秘书长，实际上形成了以上海反日会领导成员为主体的全国反日会体制。7月31日召开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告全国民众及世界民众声明书，主要内容如下：经济上促进经济绝交，积极提倡国货，向中央提出关税自主宣言，主张减轻本国产品的关税；政治上对妥协的外交交涉加强监视，反对妥协，修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日军立即全面撤退（注：中滨义久前引书，49-52页。）。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反日会的初期组织过程中，各地国民党领导机构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指导作用。
三经济绝交运动的高涨
济南惨案以前也有过几次反日民众运动，除了示威或宣传运动外，发生实际效果的反日运动为抵制日货和禁止向日本输出中国物品的所谓经济绝交运动。但是这些经济绝交运动以学生为主体，没能得到商界的支持，所以大多具有临时性、即兴性的局限（注：王志坚：《抵制日货的根本计划》，《反日特刊》。）。
在日军第二次出兵山东及济南惨案之后的反日运动过程中，经济绝交运动的重要性直接显现出来。南京在成立反日会（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之后，认为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是经济绝交，因而组织了经济绝交委员会（注：《首都各界对日经济绝交设计会成立》，《民国日报》1928年5月10日。）。在北京，5月1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主张团结一致对日，并决定积极进行对外宣传的同时促进经济绝交（注：《商界对日经济绝交》，《民国日报》1928年5月11日。）。广州和南昌也同样决定组织经济绝交会（注：《两粤对日经济绝交》、《赣省反日运动之激昂》，《民国日报》1928年5月20日。）。5月11日，上海反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成立经济绝交委员会。5月17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上，通过《经济绝交进行大纲》，由此开始，以反日会为中心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迅猛发展（注：1929年2月全国已有350多个反日会。《排日货の实情（その三）》，《北京周报》337号。关于各地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组织，可参见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283-284页。）。
《经济绝交进行大纲》做出如下具体规定：以5月16日为准，除一些必需品外，所有日本商品一律不许进口（注：上海总商会等商人团体于5月12日发表声明，决定停止对日本商品的一切购买契约。《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28页。）；已经进口的日本商品，必须于5月31日以前，到检查委员会登记，同时以交纳一定的救国基金（一般为商品价格的50）为条件，发给流通贩卖许可证；取消全部进口合同。如有违背上述规定而私自贩卖日货或者代理贩卖者，即按奸商处理，并公布名单，同时作出向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通告限制其公民权的制裁规定（注：《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经济绝交进行计划大纲》、《上海特别市反日会惩儆奸民条例》，《反日特刊》；又参见《对日经济绝交已有具体计划》，《民国日报》1928年5月18日。）
上海反日会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得相当严格。5月23日反日会公布关于救国基金管理的规定，24日召开第五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成立检查日货办事处，并从26日起，开始登记日本商品和收缴救国基金（注：《反日会开始登记日货》，《民国日报》1928年5月26日。）。当初学联会主张，如果限制日本商品，就会与商人的利害关系直接发生冲突，因此反对商人参加日本商品检查队（注：《市学联反日工作决定检查办法》，《民国日报》1928年5月23日。）。但最后还是按照劳动界的主张，组建了工商学联合检查队（注：《工界对日会昨日召集抵制劣货会议》，《民国日报》1928年5月24日。）。检查队6月初开始活动，虽曾出现检查员受贿事件（注：反日会对此悬赏缉拿查办。参见《上海特别市反日会悬赏缉拿赵作霖等》，《民国日报》1928年10月15日。），但在以后的反日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29年初，中日间有关济南惨案的外交交涉正式开始，依靠检查队的积极活动，揭发并没收了很多未登记日本商品，有关报道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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