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地区也相继开展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注：有关广东地区的对日绝交运动，参见广东各界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委设计处宣传科编《广东各界对日经济绝交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广州，1928年。有关北京、天津地区的经济绝交运动，参见《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有力四团体连络大规模排日运动》，《东亚日报》（汉城）1928年7月1日。有关山东地区的运动，参见《全山东省的排日运动计划》，《东亚日报》1928年7月11日。有关东三省地区的运动，参见《东三省各团体大规模排日》、《同五团体联合厉行日货排斥》，《东亚日报》1928年7月20日、8月17日。）。自从7月全国反日会成立后，通过该组织形成全国行动的统一性。9月18日召开的全国反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比上海反日会的规定更加具体，对禁止品分出口、进口、金融、交通等，分别作出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出口商品定为绝对禁止品目，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允许部分出口。至于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除此之外的一切日本商品一律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需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此外关于各商店在济南惨案之前库存的日本商品，货主必需到反日会登记，并附加救国基金之后才允许流通，至于未登记的日本商品，一律没收，同时规定了具体做法。这类似于上海反日会的情况（注：参见《全国反日会公布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9月19日。）
全国各地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进行得很彻底。各地日本领事馆曾就反日会检查和没收日本商品之事向中国行政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注：有关日本驻北平公使的正式抗议，参见《排日运动の取缔》，《北京周报》346号（1929年4月28日）。上海总领事的抗议内容刊登在《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一书中，46-47页。在云南，反日会监视员监视日本人经营的商店，当中国人购货出来的时候当场将所购商品没收，对此日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在云南日本领事馆觉书》（1929年2月）、《各界工商团体组织反日会声援济南五三惨案有关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439/2209。），由此也透露出一些运动的彻底性。通过1928年9月北平发生的《顺天时报》事件可以了解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激烈程度。9月7日，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召开的九七纪念会上，以报夫工会的名义，发布了拒绝邮递《顺天时括：反对发行日本浪人创办的《顺天时报》，要求市民不要在《顺天时报》刊登广告，也不要购买《顺天时报》。报社不得不实行直接邮递的方法，但也遭到报夫工会的抵制，北平各界济案后援会发表声明，认定《顺天时报》是在进行文化侵略，使该报发行量由17000份骤减到3000份，遭遇关闭的危机（注：《顺天时报事件》，《北京周报》319号（1928年9月23日）；《顺天时报益压迫》，《东亚日报》1928年9月19日。日本方面认为，报夫工会拒绝邮递的声明是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主席李乐三指示下发表的。参见《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109-110页；《北平市党部排日热增长》，《东亚日报》1928年9月13日。）
这种经济绝交运动不但比以往的几次经济绝交运动持续时间更久（注：济南惨案解决以后，运动还在继续进行。参见《排日运动の取缔》，《北京周报》346号。），而且在经济效率方面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首先，由于拒绝给日本船只装货、运送、卸货，使从日本运到中国各港口的货物量急剧下降。例如，反日运动激烈进行的5月和6月，上海—汉口航线的日本船只，中国人装卸的进口货物量，5月减少52,6月减少72；上海—天津航线，5月减少51,6月减少65。再如，日本—上海航线，出口到中国的总货物量，1928年4月为61000多吨，5月为51800多吨，6月猛减少到28600多吨，7月减到27600多吨。在出口商品中zhan有最大比重的糖，4月降到20200多吨，5月为25000多吨，6月猛降到5500多吨，7月为3700多吨。此外，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呈跌势，1928年4月为46652日元，6月减到31951日元。其中，可称为反日运动中心地区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出口额，5月为18704日元，6月大幅度减到9169日元（注：参见c.f.reiveneore,1933(indorothard等著、满铁经济调查会译编《支那ボイコツト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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