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民政府的取缔排日令，并不像日方所言，只不过是几乎没有产生拘束力的外交辞令，可也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他们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他们想组织和指导自己管制主导的反日运动。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这种立场，同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所谓“纠正民众运动的轨道”有直接关系，它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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