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日，北京中央改革委员会正式发布政府组织法（1926年新年阅兵则是庆祝全国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元首为国民政府主席，主席身兼三军总司令，政治上为内阁负责制，国民政府长设最高机构为中央改革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提名内阁总理人选并经议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中央改革委员会在各省、直辖市设分会（直辖市为北京、天津、上海）指导各地政府运作。
在随后的国政大纲上颁布了国民政治、经济建设实施纲要，纲要上指出以孙中山先生之主张分国内政治建设为三个阶段：第一为军政，此为1926年至1928年左右完成，目标为完成军事改革，整编全国陆军为四十二个正规师，称为国防军。国防军不负责边防、国内军事行动、为国家武装力量之支柱。国防军之后是国民警卫队，在1932年之前完成编制，大约将编成陆军为四十八个师（每师为8000~`10000人左右），海岸警卫队为北海、东海、南海三个编队。国民警卫队主要负责边防巡视、稽查走私、剿匪、维持国内持序，并负责整训各地民兵（民兵组织为东北试行的辅助军事力量，参加民兵组织的为各地农村的青年）。其中剿匪的过程大体上预计在1928年前完成绝大部分地区的任务，而边远的如西藏、新疆将最迟于1932年完成，这个时间表是相当宽松的，主要是因为李豫民对整编各地军阀力量的信心不充足所至。在此期间，国内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权力全部为国民政府主席管辖之下。第二为训政，其主要机构为中央改革委员会及各省市之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负有指导、监督行政，但并不负有行使政权之权力，训政之目标是培训国民参政、议政、提高国民素质以能够对国家负责，这个阶段将为内阁负责制，国民政府主席以及中央改革委员会为监督、指导之责任。本阶段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普及教育为主，用时约十年至二十年左右，本阶段，议会将逐步行使权力。第三阶段为宪政，即民政，是全国民选，民众真正负责国家一切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纲要上以苏联经济建设为蓝本，初期以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分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本阶段为医治战争创伤、整顿国内经济持序、改革金融体制、消除地方经济长期由于军阀割据形成的壁垒，形成全国统一的大经济环境——而这正式促使西方列强放弃海关关税税则谈判、治外法权的最为主要的因素，毕竟对西方列强甚至日本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们赚取更多金钱的国家。本阶段为1926~1932年，初西藏可以暂缓执行外，其他各省市均以1932年为最后期限。第二个阶段为国家工业、农业计划经济时代，以五年为一个阶段，在重点为重工业、农业改革。国家将用赎买的办法（以孙中山的土地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等为指导方针）在1935年以前以近十年的时间让80以上的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而农业发展上，在农业资料上国家提供补贴。工业上首先发展机器制造、化工（主要为化肥）、电子等新兴产业，而轻工业将以国家指导的方式利用私人资本完成轻工业的建设，在本阶段，银行和政府资源将主要向国家重点项目倾斜。在交通业上将以政府、外国资本（主要为日本、美国、苏联资本）、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主要为内河航运、汽车运输）三者并重。国家将在1926~1942年十六年间完成全国铁路、公路、空运干线网。五年计划将视国民经济建设情况而定，预计五年计划停止时，国家在金融、交通、通讯、重工业等各大公司完成私有化，一旦大部分完成就将废止五年计划。国家只保留国家铁路干线运营、主要的需要国家投资的工业支配权。第三阶段就是自由经济时代。
组织法和国民政治、经济建设纲要发布之后，国内知识分子一阵哗然，以国民党为首，劳动党为次的声讨军团在各大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声言此为独裁统治，甚于君主集权，国民革命二十余年之成果一夕尽丧云云，而对北京之后随即发表的解释不顾。号召国民抵制中央政府之改革方案，甚至于将李豫民比为袁世凯，犹有过之，认为袁为了当大总统、当皇帝尚且需要粉刷民意，制造舆论，而今之李豫民直接宣布独裁，军政期间唯李豫民一人说了算等等，总之在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南昌、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先是群情鼎沸，而后更有不少游行示威，以至于东北系人马都有人动摇，希望李豫民能够缓上一缓，在彻底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施行，但李豫民不为所动，所辛的是国民党‘西山’派——此为国民党当前最为强大的力量，下野将军吴佩孚、孙传芳均谢绝国内不安分子的邀约——发动‘护法、护宪’运动，而广西省长汪精卫、浙江省长蒋介石均表示赞同中央改革计划，呼吁各界屏弃前嫌，抛弃争议，现在就投身于国民建设的行动当中去。而上海一知名文人则尖刻的指出，与其各位在这里骂人，不如去农村教育农民识字，培养自己党派的坚定拥护者，骂人的不见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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