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各地的实力派如何感想，地方军队被强制、或者自动缴械，改编（除了阎锡山的山西一省），在中央军队强大的武力威胁、地方最强大的势力被收买、瓦解的情况下，没有那么愚蠢的人敢于做出头鸟，最多也不过在政府‘剿匪’（实者多为剿不甘于收编的部队）行动中施展一下阴谋而已。
在1926~1928年间，北京首先完成了关税税则谈判和有限的治外法权谈判。所谓的有限治外法权是指列强除德国、丹麦等国家愿意放弃治外法权之外，包括日本（日本于1926年4月改口不支持中国之治外法权谈判）在内的各国家均不愿放弃改权力，1926年8月，北京政府终于与各国就治外法权达成协议（而关税税则谈判于5月完成并签字实施），该协议主要为，日本、苏联将保留在东北的各项权益，而各国在除东北外之租界地将只能保留上海、青岛、武汉、香港、澳门五地之租界地，租界地之中国人不受治外法权之约束，而租借地之各国国籍的人如果逐犯国际公法之条例，将援引国际公法由中国以及该国共同组成裁判团审理。该协议草签之后，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波动，不过比之年初的‘反独裁’声浪要小的多了。
1926年4月18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登基，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是为日本地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的登基，预示着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将有巨大的改变，而事实上，这种改变从裕仁开始摄政起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1926年8月，承德避暑山庄。
中央改革委员会会议。委员经过几次扩充，现在已经为七十四人，谢持、汪精卫、陈独秀赫然在列。
“当前主要的任务不是争论与列强的外交，而是改革国内的民生、增强我国的国力，我们的邻居，日本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而各国在之后的谈判中也并没有过多的为难日本，因为他们发现日本已经能够站在与他们对等的位置说话，所以，我们自身的强大是最为关键的，这中强大的最终决定权在你我的手中，我不愿看见我与诸位成为国家的罪人，有人说我独裁，各位最清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在没有取得在座各位的共识之前就能够施行，虽然当前的法律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各位希望国家强盛之心与每一位国人一样——出缺那些甘愿做外国人附庸的汉奸。原本，我不应该浪费这样重要的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情，时间对于我们应该是十分宝贵的，但是我需要提醒各位的事，即使外界的传言是多么的鼎沸，我还是希望在外界看来，我们中央改革委员会是最为团结和最具智慧的……”
同时，日本，东京，西园寺公馆。
“阁下！那个人在北京的话，我们是无法下手的，北京的防范太严密，据说是因为他遭受过几次刺杀。但是看现在的情况，那个人近期是没有回东北的打算，据樱花的情报，至少在本年度他是不会回东北的，而且听说北京的事务繁忙，可能明年乃至后年都不可能回去，阁下，怎么办？”在隔着庭院的房间内，坐在西园寺公立面前品茶的瘦削中年人垂头道。
“八格！”西园寺一掌击下，恼怒之声甚于言表，“我们不能再等了，如果让支那的形式再稳定的发展下去，帝国的咽喉就被紧紧的捏在支那人的手中，为了帝国国民的生存，我们需要东北的大米、煤炭、铁矿石、还有木材等等，所有东北的一切都应该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西园寺公立狠狠的盯住眼前的男人，“你不知道，陛下拳拳为国之心，为了让大日本帝国的子民能够在吃饭的时候不再去想这是什么地方进口的大米、坐火车的时候不去想这燃煤是那里运来的，陛下面对当前的形势已经寝室不安数个月了！”，“哈依！”黑衣的男子惶恐的低了下头，仿佛这是他的过错。
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努力能够解决的，从1926到1928年，黑衣的男子策划了三起在北京针对中国最高权力上位者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似乎很幸运，北京并没有大规模的追查这些事，不过，即使是追查，也不能够侦察到什么吧，帝国的勇士怎么可能留下对帝国不利的证据呢？黑衣的男子在驶往上海的‘秋上丸’号轮船船舷上轻松的想到，嘴角不自觉的浮出一丝笑意，似乎完全没有任务失败该有的颓废，不错，有挑战性的事情才是最有快感的，黑衣的男子看着西方的天空，那里是一片富庶的大陆，那里的主人，正是他此行的目标，李豫民，这次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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