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24日，北京，社会主义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组织会议。
“各位，首先我们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李豫民随着近百位社民党各地最高负责人的掌声微笑着，静静的等待着掌声的落幕。“各位知道，你们不但是我们党的精英，而且更是国家的支柱，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在1924~1925年的内战中，我们在各地的党员为了党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让我们首先为在内战中死去的人们默哀一分钟！”李豫民不容置疑的起立，轻轻的垂下了头，这也是把台下的精英们从兴奋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就是任务更加繁重的建设工作，国家的建设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朝代，不是分土地，澄清吏治就可以解决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西方列强争衡的强大机器，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奉献就可以成功的，更需要的是智慧，没有智慧，我们无从解决当前国家纷乱复杂的局面。1924年，有人建议我们党应该用铁血的手腕，清除不利于战后重建的一切势力，的确，铁血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事情……”。
“任何改革，首先当从思想上开始。目前，尤其在南方，对我党方针疑虑的人不少，如果不能统一思想，那么我们做起事来必然会事半功倍，甚至会引起敌视，反抗，这些我们在北方的同志已经经历了不少，而南方的情势更加复杂。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同志是了不起的，他们奋战在无形的思想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见得如战场上为人了解，但是，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就在巴黎、华盛顿中国外交使团在顾维均的带领下奋战在口水横飞，耐力与智慧并举，艰辛与困苦同在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一场由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号召下形成的‘新生活运动’。
这场运动首先是从南方各地‘精英’们强烈的入党意识开始的，社民党首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节俭、有理、有序、勤奋’五大宗旨之下的‘新生活运动’。号召人民首先抱着努力学习的态度加入国家建设的队伍中来，之所以要抱着学习的态度，是因为中国已经落后了西方各国数百年记，这种落后不仅仅是物质、工业、社会生活上的落后，更加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落后。国家要改革，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率先从思想上开始了变化，之后由于统治阶层没有接受社会改变的现实，思想上僵化，从而导致了必须用血，从ròu_tǐ上毁灭僵化的思想方能够成功，我们中国之所以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奋斗了八十年依然如此落后，就是因为接受新思想、有国家不变革就要落后，就要挨打，就要灭亡的认识的青年同志太少的缘故，我们现在的思想变革，不单单只是要青年人来接受，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认识不变革是不行的，这是思想上的学习态度。在李豫民所提出的五大宗旨之中，学习是重中之重，但是1926年初的国际国内形势却并非如此简单。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美利坚共和国由于大规模的实行超前的按揭贷款消费，造就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一直要到崩溃为止，与此同时，西欧，东欧，苏联，举凡所有的当今强国（中国还不能算）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增长，而日本由于天灾和资源匮乏的缘故，增长缓慢，如果不是日本商人在中国有着大量的投资收益——事实上，工业产品也只有中国才会接受——当时日本的工业产品是世界第二流而已，如果没有中国，那么日本经济早就已经崩溃，而他区区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朝鲜）的领土根本就不能养活那么多的人口，所以没有中国，日本经济和社会存在根本无法想象。当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强国外交上第一是构筑对苏联的包围圈——而在1924到1926年左右，李豫民使用一面靠近苏联争取援助——主要是工业上的援助以及派遣代表团考察苏联社会改革——这是因为李豫民在东北和华北实行了温和的类似于苏联建国时期的国民经济改革，所以很显然，迄今为止尚未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等苏联当权者当然希望重新站起来的远东大国能够成为自己的盟友，即便不是盟友，也不能让他成为敌人。苏联人接近北京，以两广国民政府牵制北京，这样的局势肯定让西方各国不满，而李豫民让西方支持自己统一全国，在外界盛传的与美密约中，北京将在统一全国之后限制共产主义份子的活动以取得西方主要国家对北京的军事统一行动的谅解（一个弱国，连国家的统一都需要列强的谅解啊）。而在1926年之前，日本——这个能够对中国统一构成莫大威胁的国家此刻尚且处于医治国内经济创伤，而且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家们能够得到国内各界的支持，发动战争以阻碍中国统一的行动并不能被政友会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能够作出的判断，而李豫民于日本签定的密约并切实落实的情况让日本高层很满意——在这之前，他们被中国的大小军阀搞的脑袋肿胀——很多即将实现的利益因为与地方实力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身后又有帝国列强的影子，这让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要发动过激行为，大正天皇是不可能同意的——这位深受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的天皇有着深厚的政治功底，这也是他在位期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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