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火炮只是稍稍的优越于对手，因为奉天的兵工厂在1923年以前只不过是汉阳兵工厂的翻版——甚至在技术水平上更加落后。在1923以后，引进了德国技术人员，大力发展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迫及炮以及掷弹筒，水冷机关枪，马克沁重型机关枪等等，到1925年初，即使是东北军的第二线部队在火力上也能够跟南方的对手一较高下，而中央军的十个主力师团则接近当时西方的标准，他的士兵是经过数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严格打造的，以单兵素质而言，也不逊色于西方正规陆军士兵。至于他的第二线部队——仿造美国人编制的国民警卫队——美国人一直津津乐道的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中国这样一个对其军事制度仰慕的fa~，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最为标准的是德意志的军事体制，法国、日本、美国自己、甚至苏联都是德意志军事体制热心的模仿者。国民警卫队缺乏像正规陆军一样的装备，但是在勇敢和吃苦耐劳上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在六股河防卫战中他们就充当了支柱的作用，在政治部主任和社会人民党党员的带头作用下，以及在自己能够切身感受自己的家乡有国家分配土地、整治农村经济的各种变化之后，他们默默地发誓要保护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而社民党党员中的骨干力量大多是毕业于东北各大师范院校、然后参加一般为期六个月的政治学习班，他们在政治学习中所学习的东西可谓乱七八糟，最开始是节选自西方各大经济学说汇编而成的一个小册子——据说是他们的领袖李豫民亲自选定和参与编撰的，全书大概不过十万字左右，由宏观的经济体制和国家为什么富强（其中大段引用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中的理论0一直联系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然后是学习苏联的土地革命，最后是用中国东北的各个事件加以注释。我想只要是智力不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能够领会其中的道理，这样的教程以及后来在中国华北和蒙古一带发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使是跟我们现在所要讲述的战争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必然因果。由于中国的士兵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虽然他们很多人一旦当上士兵之后要在五六年之后才能回去——这当然指那些运气比较好的士兵而言。战场上逃跑也是一种艺术——跟欧洲战场上的士兵不一样的是，本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法国士兵以及英国士兵排着整齐的方阵冲锋——然后在德国人炽烈的火力下如被收割的麦子倒伏，这样的情形绝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即使他们的督战队拿着可怕的大刀亲手砍下自己士兵的脑袋也不可能。在吴佩孚将军以及他盟友的部队中有很多都是这样当了很多年兵的士兵——中国人把他们叫做‘兵油子’，所以士气和奖励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一旦这些老兵发现不可能赢得战争，他们就会开小差，逃跑，然后到另外一个将军那里去当兵，随便把自己手中的枪换成钱，钱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要靠这些薪水或者各种渠道弄来的银圆买上一块不大的土地和娶一个媳妇，当兵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职业，而是为了给农村那种辛苦劳作的生活增加一点活下去的资源。而当北方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之后，这些老兵接受改编之后发现，中央军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队伍。无论家乡有没有亲人，他们都会义无返顾的为了自己的家乡有一天能够像东北农民一样好好活着而勇气倍增，而在1925年北方的中央军新组建的步兵师基本都是国民警卫队师——即他们的二线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接受改编的吴佩孚将军一系的士兵，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士兵。吴佩孚将军在战后对我说道，‘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说过‘天时、地利、人和’，我拥有内线作战的机动，算是拥有了地利；而天时，现在大概只能用武器装备来衡量，我们不如他们；至于人和，我们只能够封锁来自北方任何关于土地革命的消息，并且反面宣传，但是我的部队知识分子太少，无法跟他们做政治宣传，所以人和上根本无法比较。以孙子所说，人和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我以及我的盟友在这方面处于劣势，所以失败是肯定的。’
战争初期，李豫民以吴光新的骑兵旅以及数个国民警卫队师向商丘一线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的结合部发动攻击，虽然吴和孙是盟友，孙在名义上接受吴的领导，不过孙的将军们并不能很好的与吴佩孚的部队配合。吴光新迅速的突入陇海铁路线，即将占领商丘，一旦商丘被占领，以中央军强大的后备力量，那么吴佩孚将军和孙的部队将被各个击破，战争也许就会很快结束。
七月末以来，由于缺乏重型野战炮等足够的火力支持，中央军左翼方面虽然夺取了新乡——封丘前线数十个村庄，但是暂时无法攻克大约七万人防御的沟壑纵横的直军防线，这里的司令是吴佩孚的爱将靳云鹗。中央军在郭松龄将军的指挥下开始逐村逐村的蚕食直军防线，虽然中央军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但是靳云鹗指挥的基本上是直系的精锐，他们大多数来自湖北，基本上不了解北方的农村现状，不然，靳云鹗是不可能一直坚守到豫西战役结束的。
就在黄河北岸艰难防守的时候，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联合发动一场攻势，他们一共集结了十多万的部队沿吴光新中央突击集团的侧翼深入，打算一举全歼这个不过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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