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刻为止，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并没有发现这场战争跟以往有多大的区别，在他们的眼里，这不过是袁世凯大总统以来军阀混战的继续而已。然而已经不一样了，此刻中国国内的情形就像十八、十九世纪的德意志联邦一样，北方的李豫民是普鲁士，而吴和孙都没有奥匈帝国那么强大，只能算得上巴伐利亚或者汉若威，所以更加不可能像德意志统一那样花上十几年的时间了。
八月初，中央军的飞机率先发现了沿陇海线一带运动的大规模军队，飞机在中央军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军事情报必不可少的一环，有了它们，直军的一举一动大都难逃飞行员的眼睛——当然他们还装备有德意志先进的光学工业产出的望远镜，顺便提一句，飞机基本上是捷克造，还有三十多架来自美国。中央军的飞机基本上是双人，除了驾驶员之外，配备一个机要员，他负责通过机上的无线电系统迅速将情报传达到前线指挥部。轰炸机很少，十多架，他们配属于周振的右翼方面军。即使以一个在欧洲各国担任武官的了解各国军事现状的人来说，中国人这样的配置无疑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于是，吴光新的中央突击集团不得不放弃了围攻商丘的打算，在支持作战的山东民工有力援助下，吴光新的部队逐次撤退。其实他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吸引吴和孙的主力部队，给右翼和左翼作战的主力部队创造一个良好的机会。而事实上，就战场的激烈来看，让吴佩孚将军又一次相信跟他作战的是李豫民的第二线部队似乎是不太可能。
8月中下旬，孙传芳将军的部队沿着大运河往北，抵达济宁，这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城市，往东不到四十公里就是京沪铁路线，而防守济宁市的是山东国民警卫队的一个旅，这个旅接受改编不过九个月，孙相信，一旦大军压境，这个旅将会很快投降，就像1924年冬直军在‘北京事变’之后投降给奉军一样。而吴光新的中央突击集团现在已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他们固守荷泽，定陶，龙涸集中一个不到数百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没有迹象显示他们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于郭松龄将军一样，吴和孙的部队更加缺乏重型和中型火炮，在面对迅速加高的城墙和土木工事——这是真正的土木工事，没有水泥；以及顽强的敌人，吴佩孚将军甚至比郭松龄将军更加一筹莫展，在没有空中侦察的优势下，要迅速的攻克敌人的土木防线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孙的部队通过发动一次次冲锋夺下了七、八个村庄，但是他们发现，中央军和他们的民工几乎是不会睡眠的，往往在孙和吴士兵欢呼攻克敌人防线，奋力冲向预想中的敌人指挥部，结果发现又一道道战壕横亘在他们的面前，迎接他们的是冷酷的步枪子弹或者迫及炮的炮火，似乎，吴光新一点也不会吝啬军火，他这样做是有准备的，因为中央突击集团的军火配给是中央军三个进攻方向上最多的，而且由于中央突击集团沿线没有铁路，所以提前通过山东民工运到了前线的补给点，当中央军的飞机发现吴和孙的部队时，在北京的大本营就让郭松龄通知吴光新相机撤退，并拟订了一套详细的撤退计划，率先撤退的就是补给站的军火弹药，其次是步兵，最后是吴光新的骑兵。
郭松龄将军的前敌指挥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李豫民在军事上左右手，这样的压力来源于北京对他裹足不前的舆论——这种舆论更多是军部高层，郭松龄害怕这样的舆论影响到他自己在李豫民心中的分量。中国过去就有很多皇帝临阵换将甚至杀掉大将的事件，不过李豫民肯定不可能这样做，似乎他给郭松龄的命令是减少正规陆军的伤亡——因为这十个正规陆军师团是李豫民历尽艰难训练出来的十分精锐而且可靠的部队，李大概打算在今后的全国整军中依靠他们，所以任何过大的牺牲都是李不能容忍的。在当时各国驻华使节中，没有人会怀疑李豫民能够统一全国，这样的信心绝对比一年前对吴佩孚将军要强。
其实或许就是李豫民这样的态度，导致了郭松龄将军无法把精锐的正规军投入到伤亡巨大的壕堑争夺战中去，当时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就说过，一旦投入四个正规陆军师，他有把握在十天以内拿下新乡以及黄河已北直军阵地，但是以直军的抵抗程度而言，大概伤亡的比例在30左右，而这个比例，似乎大大超过了李豫民所能容忍的极限。
右翼徐州方面周振将军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担任主攻的国民警卫队师虽然大多是中国战场上的老兵，可是也很少打这样的壕堑战，尤其是如此激烈，这样的战争他们在一往一般是不会打的，要打也是在10：1必胜的情况下为了高额的奖励而奋斗。虽然此刻他们的勇敢不需要用高额奖金刺激，但是与左翼、甚至是吴佩孚，孙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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