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后，江星辰、林格泽两大集群分路向北推进。长春守将铁良见大势已去，只得于7月17日率全体清军投降。至1912年8月上旬，东北三省除日军占据的辽东半岛以外全部解放，清朝灭亡。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日益恶化。两军空战后，双方更是剑拔弩张，临战气氛空前浓烈。日本政府既不甘心就此屈服，又慑于中德联盟及解放军军力，始终不能做出最后决断。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致函英国，依据早先签定的日英军事盟约，要求其联合协约国各方，对已彻底倒向同盟国阵营的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对此，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内部，生出了一种较为微妙的关系。
这要从早先辜鸿铭出使圣彼得堡说起，这次访问促成了《中俄北满问题条约》的签定，切实保障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利益，俄国沙皇也有意与中方联合遏制在亚洲与其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日本，自然对此反应冷淡。
对英法两国而言，英国在东海海战中已经损失了其远东舰队主力，法国则更关心近在咫尺的德军威胁，均难以抽调出大批军力赴远东军事干涉。简单地说，最有能力干涉远东事务的俄国态度暧mei，而最热衷于帮助日本的英法两国，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中日之间要不要开战？以何种方式开战？这是摆在日本最高当局面前最沉重的抉择。对此，东京的主战、主和两派分歧日益严重。争吵的结果是，主张为谋求彻底胜利，而不惜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被调职。这位山县有朋元老最忠实的追随者，若干年后在他的回忆录《大和落日》中写道：“我和我属下的15万官兵都深信，只要得到命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关东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当时我们发动了这样一次进攻，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很显然，在这场交锋中能否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首先，大敌德国当前，英法等国出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英法爱莫能助的前提下，东京的有识之士们看到，单凭日本国力来谋求胜利显然是一件不合算的生意。中国在关东地区虽然只动用了五分之一军队，但是增加一至两倍兵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日本增加兵力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没有取得绝对制海权的情况下，不论是经由海路投放兵力，还是脆弱的后勤补给线，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中国拥有的绝对制空权了。且不说战争胜负难料，即便胜了这场战争，日本也必定倾尽了国力。接下来面对着毫发无损的俄罗斯帝国，中日双方也只能落得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下场。西方强国中，也只有俄罗斯才能在远东逐鹿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一点正是日俄矛盾的根本所在。
所以从政治的眼光看，尽量不将敌人逼进绝境，维持短暂的和平无疑是明智的。中国虽然歼灭了日本空军，但这毕竟是日军飞机越界在先，人家在自家领空击落入侵敌机严格来说算不上正式开战。对国家初定的中国来说，和日本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然也是不明智的。因此，日本高层相信，在中国领导人眼里，和平也同样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现在双方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可以体面解决的机会。
但是这时，中日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虽然都有和谈的意愿，但双方都认为由己方提出会有失体面从而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境地，就在双方似乎都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中方预先布设的和谈契机出现了。
1912年8月12日，俄国外交部远东司发表声明：“俄罗斯希望满洲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如中日双方有意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同时指出：“和平谈判应在双方野战军司令之间进行，不涉及政治、领土等原则问题，谈判内容仅限于纯军事范畴内。”
这个提议非常巧妙地回避了矛盾，将和谈局限于军事领域，从而暂时搁置下中日双方的原则冲突。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明确表示同意，日本当局经过慎重考虑后，也决定参加和谈，向关东总督大岛义昌中将下达了准备和谈的指令。
大岛义昌受命后，向驻节于营口的中方最高指挥官王啸飞发出了通知，提议中日两军解除对峙，各自沿实际控制线后撤5公里，将普兰店一带划为非军事区，举行第一次会谈，得到了中方的同意。
8月25日上午，第一次正式会谈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姜政，日方是关东军参谋长小泉一郎，俄国外交部远东司长卡察科夫以调停方代表身份出席。
小泉首先抛出了3条提案：1中方应认可日军在辽东半岛的事实存在2中方应认可南满铁路租借权及其他既得权益3赔偿日军机损失。
姜政当即反驳道：日方所提的都是政治问题，超出本代表的权限，是不能讨论的内容，同时提出了简洁的回应提案：除认可日军在辽东半岛上的军事存在外，中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国内一切权益，并拒绝承担一切赔偿。
中方的提案看上去和日方相距甚远，实则是在日方心理预期中的。这种和平谈判其实与生意场上的谈判没有什么两样，一方尽可以漫天要价，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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