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凌
我的平静生活是被一个电话打断的。
我是一个单身的妇产科女医生,离异,四十五岁,带着一个女儿住在一套79.6平米的楼房里,五楼,阳光很好,站在塑钢窗前远望,心,总是纯纯净净的——您别误会,我在这里交代这一串很容易诱出故事的元素,并非预示着要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东西,告诉您,自始至终,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接电话之前,我半倚在沙发里,手里是一本杂志,这是我典型的周末生活的一个片段。下面的安排本该是:16:30起身喝点东西,吃个水果,17:00,给上高中的女儿做顿丰盛的晚餐。这个女儿对我来说很重要,尽管她相貌平常,脸上又总带出些十八年前那场失败婚姻的另一缔造者的痕迹。她是重点高中的学生,成绩不错,在我狭小的社交圈里是一个骄傲的话题。但我喜欢她,关键是,只有她,才是真正完全属于我的东西。
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很高雅的女人,原因之一是我总为杂志上的同一类自己明知是假的东西而流泪,那多数是结局很惨的爱情故事,被女儿戏成为“爱情垃圾”的一类东西。我想,我之所以在四十多岁仍痴迷着这样一堆“垃圾”,大概是因为我生命中也存在着这样一堆垃圾吧。女儿还小,是个很容易矛盾的年龄,她们一方面把隐隐的爱意仔细的藏在心里,一方面又在嘴上努力的宣扬所谓的“无爱主义”“女子主义”理论,这段时光我经历过,我懂。
16:17,电话铃响起,我特地看看表,想看看我和那个外科男医生到底能谈多久,他其实是个拿惯了手术刀的“小男人”,“小”的,当然不是年龄。我知道他一方面喜欢我,或者是喜欢某种带有刺激性的生活,一方面又小心的呵护着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他从不敢和我谈及婚姻(好在,我更不想涉及这个话题),只能够拿出几个小男孩的经常玩的,一眼能看穿的又不乏温馨的小把戏来装点我和他的时空。有时候,看着他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忙碌,我总徘徊在幸福与感动之间,我问自己,我生活在现实中吗?每天一个电话是他的保留曲目之一,可笑的是,电话总不是从他家打出,大概是怕他妻子交完电话费后的质问吧。想象着他在街头边打ic电话边四处看,嘴里说着情话身子在寒风中发抖的情形,我总觉得喉咙里堵着一团什么东西,在我这个年龄,应该为有这样一个人而感动。我爱他吗?我常常问自己。是的,四十五岁,我早已过了要用爱来维持生命的年龄,我接受他,仅仅因为我需要——这种生活,这种感觉。
在我曾经拥有的短暂青春中,我总傻傻的追求一份自己明知永远不会得到的爱情。眼总盯的很高,又不愿用嘴来表白什么,因而,我所谓的“追求”也只不过是用眼来关注,用笔来倾诉,用火来焚烧而已。我痴迷于自己的爱情模式,因而,也错过了许多可捕捉的爱情,因而在最后,匆匆的把自己嫁给一个一辈子也不会爱上的人,匆匆的生了个女儿,又匆匆的分手。结合时没有爱意,离别时又多了恨。我于是很快悟出,我这种女人,注定要拥有灵肉分离的爱情。
“喂”,拿起话筒,发现自己错了。
“喂,我是舒远山。”
我的手象电击了一样,舒远山,那个曾经一度在我日记中安家的男人,在二十几年后,突然跳出来,隔着这样一个话筒来挠我的心,我有点怀疑电话这种通讯手段的真实性。
“喂,我是舒远山,能听见吗?”
“你好。杨凌。什么事吗,老同学?”
“杨凌,找到你真不容易啊!这样,明天,星期一,我去你单位找你,10:00,不见不散。”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我放下话筒,才发现自己脸上都是汗。这是个初夏的午后,窗都开着,满屋子里飞的都是清爽的分子,使我无法为自己的感觉开脱,但,我仍佩服自己的镇定,其实,这一直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是个善于掩盖自己情感的女人,我会用100的真心去爱一个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他在心中开辟一块领地,用一本厚厚的日记来记载他的一个微笑,一次皱眉,可目光相遇,我却是满眼冰霜。我的古典式情怀不允许我,作为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表白什么。我在期待中徘徊,结果是一个永恒的空白。我明知道自己因此曾失去很多,但我却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怪圈——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所以,我只能靠着心中的那份单向的情感支撑自己的岁月,永远地在希望与失望中徘徊。
我走向窗前,想使自己的血液冷下来,但,很快,我发现这不可能,于是我发现这件事有点不同寻常。我把自己躲在沙发里。16:30,我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坐着,不,是蜷缩着,我想起昨天的梦,现在想起来,那其实是我和舒远山关系的寓言式的表达。我不知这梦,在这件事中扮演什么角色,是预言,是先知?作为一名医生,职业的思维定式使我能够接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逻辑,却从本质上怀疑梦境的预言性,我不能解释,所以我只能复述。
梦中的那个女孩——或者就是我——大概十几岁,提着大大的行囊,独自一人想爬上十几层的高楼,东西很重,我很吃力。这时,从旁边转过一个男孩,帮我提起行囊,送我上楼,我满心里感激和幸福。这时,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女孩叫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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