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数万之众，意图桂林，北上湘南的消息传来，朝野内外无不胆战心惊。那日曾国藩下值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根本无心回家。他忐忑不安，先来到碾儿胡同既是前辈又是同乡的唐鉴家里。唐鉴虽为太常侍卿，却仍是鸿儒模样。刚巧，湖南巡抚骆秉章亦滞留京城，在唐先生家小酌，正在谈论“粤匪”之事。曾国藩入座以后，虽然为太平军之事心急如焚，但脸上绝无焦灼之色。他接过酒杯，略略抿了一小口，却听巡抚骆秉章轻轻松松地说：
“粤匪不足虑，洪秀全不过一跳梁小丑，掀不起大浪。”
曾国藩微微一怔，洪秀全起事不过数月，就啸聚了数万之众，还掀不起大浪？他不动声色地问道：
“骆抚台，您听到了最近的消息？”
骆秉章大约正有谈兴，他向曾国藩微微点了下头，继续与唐老先生的谈话说道：
“唐大人，曾大人，你们大概不知道骆某跟洪秀全是同乡吧！”唐鉴和曾国藩都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问道：
“真有此事？”
“我们还是小同乡呢！”骆秉章不屑地叙说道：“我们都是广东花县东北乡人，老夫比他大了一个辈份。洪秀全出身中等农家，从小读过私塾，曾三次乡试不售，后来当了塾师。”
骆秉章还有不便启齿的一桩事，那是一次在县城应试，同在月下池塘洗澡。洪秀全信口占道：
夜浴鱼池，摇动满天星斗；
骆秉章自然看不起连秀才都考不上的洪秀全，认为他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他应声对道：
早登麟阁，挽回三代乾坤。
洪秀全抢白道：
“乾坤已非三代，麟阁早属他人，登也不必，挽也多事。”一句话顶得骆秉章开不了口。自此笑他为狂人，不再与其来往。
道光二十年，骆秉章终于考中进士，做了京官，后来简任湖北按察使，去年又放了湖南巡抚。十余年后，没想到那个同乡狂徒洪秀全扯旗造反，还自封什么“天王”，这怎么叫他看得上眼呢？他带着几分醉意地喃喃嘟哝道：
“洪秀全不过是一只臭虫，顶不起被窝，翻不起大浪，朝廷大可以放心。骆某明天就要打道回府，回到湖南，洪秀全敢于北上湘省，老夫叫他*子打狗，有去无回……”
曾国藩在心里暗暗发笑，骆巡抚也真是喝多了，数万逆贼即将犯境，他还在说这样不知轻重的话。那*子打狗的比喻，更是荒唐：把你自己，把湘省父老都比作狗了？话不投机，氛围又不对，有骆抚台在此，他也不便跟唐前辈切磋时政和眼前的忧虑了。找了个话茬告辞出来，乘着月色去拜访同住西城根化石桥察院左侧的大学士倭仁。直至深夜，方才离开。
曾侍郎沿护城河朝自己家里走去，心情仍然十分激动。倭仁的识人之术，令他茅塞洞开。为了在险恶的官场，特别是在满蒙执掌的朝廷立住脚，他也常琢磨相人术、识人术，以决定交友结谊回环周旋的取向。他现在身为二品侍郎，上面还有一品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封疆大吏；在京城，就是封王赐爵的也比比皆是。他当然不知足，距离跻身圣贤名列光宗耀祖还有十万八千里呢！粤匪之乱，不正好给了他一个进身之阶吗？时势造英雄，此次广西大乱，朝廷调兵遣将，还是一败涂地；乱世求治，皇上正渴求雄才大略的能臣。他仿佛看到了某种宿命，某种吉兆，半年前从礼部调到兵部，就注定他要成为太平天国的死对头。他的官爵，他封妻荫子改变湘乡荷叶塘曾氏谱系都似乎不远了。
想到此，曾侍郎心潮澎湃，脚步登登地奔进家门，也不跟欧阳夫人和孩子们打声招呼就冲进书房，反手关住门，一屁股跌坐在书案前。他铺开文房四宝，研好墨，提起狼毫笔，沾满了墨汁……
他正是要给咸丰皇帝写奏折，这是引起新登基皇帝瞩目的唯一方法，也是实现他宏图大志的唯一途径。古今多少股肱名臣，都是因为一篇文辞而又言之凿凿击中时弊的奏章，被圣上看中，而拔于布衣陋巷或刀笔小吏之中。唐太宗用马周，康熙爷用张英，张廷玉父子为辅宰，莫不都是看中他们的奏章和文稿。
可是，写哪方面的奏章呢？曾国藩举起的笔又慢慢搁了下来。默神一想，他自己现为兵部侍郎，还是谈议兵的事为妥。况且，这半年多来，他仔细考核了清代的兵制和现状，发现其中确有不少弊端，他认为必须引起皇上的主意，于是重新提起笔，在奏章上写下：
《议汰兵疏》几字。
曾侍郎的文辞是没有问题的，在当朝也算是出类拔萃。他已熟悉军情现状，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奏疏的开头他尖锐而概括地陈诉了目前兵伍的情状：“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好闲，有事则顾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如此绿营兵伍，当然不能作为朝廷依靠，国家“长城”。他向皇上发出这样的惊呼：“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曾国藩算了一笔帐：绿营六十余万，每年耗银二百余万，致使国库空虚。他提出汰兵五万，减至乾隆四十六年的五十余万人。他认为，“兵贵精而不贵多”，“但使七十余镇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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