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认为藏传佛教在中原和西域的传播始于元朝，事实上，藏传佛教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就在西域传播，西夏王朝统治下的西夏人、畏兀儿人、汉人已开始信仰和传播藏传佛教。蒙古人能如此迅速地接受藏传佛教有深刻的党项西夏背景。
我们对西夏时代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传播史的认知，首先来自俄藏译藏传密教文献。其次从《大乘要道密集》中拣出的多种源自西夏时代的长篇文献，丰富了对西夏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史的了解。而近十余年来西夏故地陆续出土的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又提供了大量新的一手资料。
藏传密教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篇章
唐代曾经出现过开元三大士所传的密教传承，这个传承后来被日本求法高僧空海引入日本，形成了至今连绵不绝的“东密”传统。可惜，唐密传统在唐以后的中国便隐而不传了。密教在中原的真正传播实际上始于西夏时代。藏传佛教将密教分成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四大部类，所谓“唐密”多属于前三大部类。宋代出现最早的无上瑜伽部密典翻译，当时著名译师施护和法护等人翻译了属于父续的《密集本续》和属于母续的《喜金刚本续》。但他们的译本较难理解，并未引起关注，更谈不上流行，没能影响汉传佛教中密教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在西夏王国，修习密教的社会和宗教基础开始形成，密教真正开始成为广泛流行的佛教传统。
近年来，我们陆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时代翻译的无上瑜伽部的密教经典，其中包括《喜金刚本续》、《胜乐本续》、《三菩怛本续》，即属于无上瑜伽部母续的几部最主要的本续，以及它们的重要释论和修法的汉文和西夏文的译本。这些译本已远远超过宋代译而不传的密教文献内容。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我们还见到了多种“吉祥金刚修习母求修”，即金刚瑜伽女修习的要门、修法等汉译本，这表明无上瑜伽部的修法已在西夏时代普遍流传。对这些汉译密教文献的发现和对它们的初步研究，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的大部分典籍和修法，从西夏开始，经元朝及至明初已经在中原汉地和西域地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它们不但吸引了大量西夏、蒙古和汉族的信众，在西夏和元朝佛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对汉传佛教也造成很大冲击，以致在元朝初年汉地就已经出现了显密圆融的尝试，出现了将汉传的华严教法和藏传的密教修法同时并举、圆融如一的情形。
萨迦派对西夏佛教影响深远
以往学者对西夏所传藏传佛教研究的关注点较多集中在噶举派上师在西夏的活动及他们所传的教法和修习，而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源出于西夏时代的藏传密教文献来看，萨迦派对于西夏佛教的影响或甚于噶举派，萨迦派的根本修法——道果法曾经在西夏广泛传播。
在误传为元朝帝师八思巴“辑著”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结集——《大乘要道密集》中，我们见到了多种专述萨迦派之道果法的长篇释论，如《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解释道果逐难记》等等，它们显然都是西夏时代的作品，其中《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的西夏文译本也见于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同样，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系列有关“大手印法”的文本，其相应的西夏文译本也见于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它们与早期噶举派上师所传的“大手印”文献不相符合，故疑为萨迦派上师所传，同样也属于萨迦派的传统。鉴于萨迦班智达的一位上师曾为西夏国师的事实，我们可以肯定萨迦派的教法在蒙古兴起以前就已在西夏地区广泛传播了，不管是“秘密大喜乐禅定”(欲乐定)、“演揲儿法”(拙火定)，还是“十六天魔舞”(供养吉祥胜乐轮之十六明母)等等传为元朝所流行的藏传密法，实际上都曾先在西夏王国内流行过。是故，萨迦班智达的所谓“凿空之旅”实际上早已有前人做了很好铺垫，元朝时期蒙古大汗独尊萨迦派上师有其不可忽略的历史渊源。而这样的传统甚至也延续到了明初，有确切资料证实明初著名的印度来华僧人“善世班智达”俱生吉祥上师及其弟子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都曾是萨迦派的传人，他们传的也是萨迦派的教法。
藏传密教的修法虽然名目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追求的无非是行者与佛、菩萨、本尊或者上师之间身、语、意三门的相应，与佛相应是一切瑜伽修习的本来意义。我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见到了大量藏传密教瑜伽修习仪轨，其中有本尊禅定仪轨，如修习观音、弥勒、佛顶尊胜佛母、金刚亥母、佛眼母等本尊的禅定仪轨等。众所周知，对大黑天神(摩诃葛剌)的崇拜在元朝时期十分流行，西番上师擅于用密咒、法术召唤大黑天下凡，或助蒙古军队攻城略地，或为元朝君臣祛魔治病等等，所以番僧和其信仰的大黑天都被蒙古人视为威力无边的神明。其实，大黑天崇拜的流行也开始于西夏时代，在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大黑天求修仪轨，其中有汉文、西夏文的，也有蒙古文和藏文的，可见求修大黑天神曾经是自西夏至元朝相当普遍的一种修法，蒙古人信仰大黑天神同样也是受了西夏人的影响。事实上，大黑天信仰传入西藏本身也与一位来自西夏的上师咱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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