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药方
那十个学生转到七中去了，周塬却好像仍旧在当着他们的班主任，时时牵挂着他们，而他们也在挂念着他的身体。不到半个月，他收到他们好多封来信。有次李磊的妈妈还遵照儿子的嘱咐，提着鸡蛋专程来学校看望他。他也从他们的来信中了解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一封是刘文莲写的。这是一封报喜的信，说他们到校第二周，高二进行摸底考试，他们有三个进入了全校前十名，其中耿习武居于第三名。全校老师都对我们刮目相看，言老师尤其高兴。遗憾的是自己考试失误，没有进得了前十名，她一定拼命赶上去。
过了两天，王卫国又来信，他是诉苦，说一下了课就找不到老师，要想问个问题很困难，不像在“自己学校”那样，随时可以找到老师，老师随时帮你解答问题。他们现在靠着团结互助，有了疑难，大家坐到一起来讨论。他很是怀念“自己学校”老师同学的亲密。他看到他们还没有融入那个新的集体，总是称“自己学校”和“他们”，他有些忧虑。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又来了信，说刘文莲病了，拉下了些功课，想找老师补课却找不到，幸好耿习武每天帮她补数学，李磊给她补物理……
周塬读着信，为孩子们的学习着急，希望他们尽快融入那个集体；也为耿习武的进步，由衷地高兴。他给他们集体去了一封回信，干巴巴四五十个字：
来信收悉，我的病好了，谢谢你们挂念。切记三点：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少给我写信，节省时间；互助是良方，讨论可启发思考。
班级紧缩和课程调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师生都慢慢适应。刘尊严总算把语文接了过来。莫校长最初向他宣布课程调整，他以跨头、班大、身体不好拒绝了。
第二天周塬去了，说：“听莫校长说，你身体不好，是不是因为结扎带来的后果？看来我当时不该劝你了。需要请假去检查一下吗？”
“那倒没有必要。我不愿接受高二教课的任务，绝对没有怪你和章云凯的意思。在当时那种情势下你们都是出于对我的关怀，怕我吃亏。确实，如果你们俩不出来转个弯，虽说不致‘人亡’，但‘家破’是一定了的。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拆了屋后，我的结扎也是躲不了的。说不定还要挨个处分。所以我很感谢你们俩在我危难时刻帮了我。我爱人也想通了这个理，今年春节我们俩还特意去章家拜年了。但是我想不通的是，我们党口口声声说讲民主自由，为什么动辄就是打人、捆人、关人，让那些流氓恶棍为非作歹？”他气愤地摊开双手，仿佛周塬就是捆绑他的主使者，“以前我也相信阶级斗争，认为整地富反坏右，是他们罪有应得，可我是贫农呀，我是教师呀，让几个流氓像耍猴一样说捆就把你捆起来，我的人格，我的尊严呢？不仅至今没有人真正向我赔礼道歉，而且在农村是愈演愈烈。我认为计划生育是应该的，难道该办的事就一定要这样办吗？”
“其次，言而无信。”他停了一会，又换了一个话题说：“当时你也帮我到处争取，答应给我30元钱的结扎营养费，但事情一过他们就不理了。”
“怎么，联校不是说好了的吗？”周塬也有些诧异了。
“联校只发给我30元钱，可那是工会福利费中评给我的困难补助费，我一个人的工资要负担六口人的生活，每年都评给我30元补助费，可今年他们合二为一了，玩了个花样，赖去了这30元营养费。”
“后来你自己去问过联校吗？”
“上次检查组来时，我还提出来过，但泥牛入海了。我的困难无人关心，但要我做事就记起我这个人来了。所以我拒绝了课程调整。”
“这语文跨头兼课，本来就是不合常规的。原来我已经向他们说明：我自己来上。他们硬要我去住院，才有这调整课程的事情发生。没有关系，课我去上就是。至于营养费的问题，我建议你再去问问联校，或者书面向公社反映一下，因为当时公社是介入了这回事的。”
“什么？我看是要去上（1）班，老莫也没有说清原委，原来是代你的课，那明天我去上就是，你把进度给我。”
“我还没有打算去住院。这高二两百多学生，就要毕业了，教学人员不断减少，我实在不忍心一走了之！”他忽然笑着问他，“你家里她们婆媳关系好些了吧？”
“我结扎以后，我爱人俨然自己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了，田里土里的事主动去做；孩子丢在家里，我老母亲也主动帮她带，反倒互相关心起来了。”
下午他拿走了江质彬留下的课本和教案，接手了高二（1）班的语文。
周塬虽然没有去住院，但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体力有所恢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继续（4）班主任的职责外，每天在四合院内转来转去，或者协调三个语文老师的教学，提出些建议；或者帮助选择一些资料，刻刻蜡纸。
（4）班相继转走了一些学生，合班调整时，廖延滨、钱英等两个又改学文科，补充来了近20人，何经武、蒋爱兰都来了，教学□□还是比（1）班高一些。蔡乐、黄文军、岩迎辉等也在继续努力，但由于好学生抽走产生的副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课堂里少有了以前那种钻研和竞争的气氛，古杰勋、罗罗在班上发脾气训学生的事连续有了几次。一天岩百岁又把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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