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礼记.乡饮酒》
不知过了多久，或许仅仅一瞬，王明堂向着祖先牌位和护宅神拜了四拜，然后站起，躬腰束手，倒退三步，转身走出奉先堂。等候在门口的管家，也是他的近支本家侄子王致远缓缓将油漆大门关上、上锁，小步快跑，跟随着族叔向家里走去。
在走过三道牌坊之后，他们回到了门口竖着一根高大旗杆的家里。旗杆是县令为王明堂的父亲王拔贡所立。那时，王宅五进大院连同门口的旗杆，成了青阳镇的骄傲。在举办了数次庆宴、请宴、回请宴之后，次放炮开祠堂拜别祖先的王拔贡，肥马轻裘，意气扬扬，带领两个仆从到京师国子监深造去了。据说，拔贡虽非正途出身，将来还是可以放知县、升知府甚至巡抚的，只是不能简拔翰林进而入阁拜相罢了。
在青阳镇人的眼中，王拔贡无疑是天上魁星下凡，有大智慧、大见识、大定力的人。孰料王拔贡不知到底是年少轻狂，还是不识时务，不合在取得知县候补后，凭着一腔热血、两付肝胆，出川资三千两帮助康南海东逃日本去了。在亲眼目睹“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后，他心气一软，便黯然返乡了。
返乡之后的王拔贡，闭口不谈京师际遇，一如既往将家事、族务交给大儿子王明堂。闲暇之余，足不出户，偶尔与开元寺弘道大师谈禅。再就是将儿子王明德送到扶桑学习军事去了。宣统三年，王拔贡忽然吐血数斗，正在与他手谈的弘道大师亲执其手说道：造化弄人，遂使英雄籍籍无名。王拔贡当晚溘然长逝。
王明堂正式接手家务、族务。其实，早在王拔贡赴京以前，他已经开始接管了所有事务，一无大小，凡经裁定，王拔贡是一例照准的，只是每年新增私塾和弃婴堂的经费是王拔贡提议的。私塾的规模大了，除了冬塾，全年都延请西席；除了本族子侄，外姓和杂姓的人也可入学。张李赵等青阳镇的大户人家需要分摊束修，石卢方等杂姓小户人家可以免费受教。弃婴堂除了收养本族本家支庶无父无母的孤儿外，还将外来逃难、经商破产、天灾破家的孤苦无依的孩童一并收养，教其识文断字、稼穑之道、收支计数之艺、酿酒冶铁之术，凡此等等，以求长大一技在身，自食其力。
王明堂按照父亲遗训办事，敦亲睦邻，和合乡里，养老抚孤，经营着田庄、当铺、食肆、烧酒等业。在儿子王致虞十六岁时，仿效当年父亲的做法，将他送到直隶四师学习。
此时的青阳镇，早已没有了初创时的生机和繁盛时的奢华，五大姓也仅剩下了四大姓。始终占据着青阳镇大姓之首的刘姓一族，在明中叶时，曾因与刘六刘七同宗，尽管刘六刘七仅“薄城远遁”，但刘姓据说因供应三车粮草而被定位附逆。虽经四大姓共同担保，官田耕种权仍被取消，只许在镇上经营商铺。身份也由“士农工商”的第位下降到第四位，从此再无仕进之望。到了明末，“西山贼”响应“闯贼”过后，刘姓因杀民屯官等同造反，再也无法立足，便在一夜大火过后消失。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四大姓经过协商，与长沟的原住民达成协议，将各自势力挺进青阳镇，分别占据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镇中心的民屯官衙便改成了关帝庙，也是事实上的议事大厅。这样整个青阳镇就有了十一庙－－－－四个城隍庙、五个关帝庙、南庵、北寺。
议事大厅就是每年举行乡饮酒礼的所在。尽管民屯官没有了，公田也被四大族公分，但这些屯民还是按照过去的常例过年。每年进入腊月以后，就开始过年了，腊八是年之首，喝了喜庆康健的腊八粥以后，就要开始为年做准备了，磨面、舂米、杀猪（连同鸡鸭以及山中獐兔，幸运的话还有野猪）、点豆腐、蒸年糕。到了腊月十三小年这一天，请出族案，并以蜜糖恭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接着就是洒扫庭除，剪贴富贵窗花，备办香烛供品，书写松墨对联，张挂大红灯笼。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共聚一堂守岁过除夕，祈求来年六畜兴旺、家给人足、事事和顺、人人平安。除夕夜到五更，就要开始吃饺子，吃完饺子就要参加乡饮酒礼了。
按照明代风俗，正月初一的时候，由当地的里长或粮长召集村民坐在一起，让年最长的坐在上座为主宾，其他所有人序齿即按照年岁大小排位，由大家共同总结这一年各位村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孝敬父母了没有？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如果有了过错，当场提出批评，惩罚过错轻的站着喝酒，不许坐下；再严重的就站着，不许喝酒；如果有更严重的，就要给予惩罚了。到了清代，风俗有变。因为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尽管他们自称是黄帝的苗裔，但还是被视为华夏以外的蛮夷。在确保皇权和县级以上的统辖权外，在县以下便不得不放权，笼络汉人粮绅，让他们世代掌握基层政权以换取合作。这样族权便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同时，乡饮酒礼的主持人便不再是里长或粮长，而是族长兼粮长；座位顺序也不再是“序齿”而是“序辈”。由于越穷辈分越大，大辈又往往是小辈的佃农，小辈往往是大辈的东家。一年来所受的呵责，在这一天当着祖先的面借酒稍微也可发泄一下，族长为了保持族内和气也往往会出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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