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以后，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作家和一个女人，都开始走向了她人生平静而韵致深涵的阶段，然而这平静里又格外含有几分艰难与苦涩，几分不足为外人知道的疲惫
张爱玲起先不仅对胡兰成的危险处境认识不足，对自己是否会沾上汉奸嫌疑也毫无概念所以当舆论对她的指责汹汹而来时，张爱玲终不能做到像以往面对人们批评她的作品那样置身事外，她觉得受到了冤枉，她有话要说
张爱玲受到苏青潘柳黛等一些“文化汉奸”为自己辩白的影响，也在重印《传奇增订本》给了自己一个辩白说话的机会
其实，在大是大非上，她的心中也是有准绳的，在一些事情上界限很分明就像那次1945年日本在南京召开“大东亚文学会”的作家名单中，曾经列有张爱玲的名字，向来不愿意多事的张爱玲这次却是旗帜鲜明地登报声明，自己与此事无关
就“汉奸”的概念来说，其实是被分为法律的与道德的“者是以法律法规的定义为衡量标准，后者则以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是非观为准星；前者甄别对象以严谨为要，而后者则相对宽泛；前者只对“质”作界定，不大涉及“量”，而后者则除了判定“质”以外，还对“量”进行评论
具体来说，法律通过某人是否触犯某条的条文给下“是汉奸”或“不是汉奸”的结论，公众的判断是只要某人有汉奸行为就是汉奸，不一定非得犯了汉奸罪而在公众的心目中，与日伪勾勾搭搭混在一起的行为就算汉奸行为，显然张爱玲与苏青都是因此而被指为“行为不端”
所以张爱玲的辩白又有道理又无道理有道理的是国民政府确未以汉奸罪缉捕起诉她；也并未找到她撰文涉及政治拿过日伪津贴的证据；更没有因她嫁给胡兰成就视她为汉奸无道理的是她不懂得她虽然过得了法律这一关，还有道德的亦即公众口碑这一关必须通过，而前者是底线，后者是上线仅以底线来要求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公众人物，当时的文化名人，其品格的姿态并不好看
何况在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列》中，列有包庇汉奸罪这一条，就这一条罪名足够使张爱玲陷入吃不了兜着走的境地胡兰成在潜逃期间，曾就宿于张爱玲处，后来张爱玲除了辗转赴温州探视外，还曾托人捎带外国香烟剃须刀片等生活用品，在胡兰成逃亡期间长期偷偷给予生活费用，这些行为是否有包庇之嫌？对此张爱玲还能做到理直气壮吗？国民政府没有起诉她，是当时没有掌握这些情况，而非是据以“亲亲相匿”的法律原则才不加以追究
张爱玲为《传奇增订本》写序是1947年11月，此时她已经与胡兰成分道扬镳，抗日战争也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但是她仍旧专做说明，足见她对此事的看重尽管她不问政治，也不关心他人的政治态度，但从这里看，她对自己要求还是严格的她实际守住了一条界线，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体有什么性质她是清醒的
在这一阶段上，张爱玲的政治态度虽不是积极明朗的，但至少是清白的她与胡兰成的短暂的一段婚恋，主要是情感长期孤独后的突然爆发，使她来不及细想政治态度而陷入情感的漩涡，但是当她一旦理智清醒，她也并不优柔寡断，很快便从情感中拔出来≡然这对于本来就敏感的张爱玲无异于是目睹了一幕人间悲喜剧，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是她自己
张爱玲在“心酸”的一刹那，她想到的定然是她的辛酸的爱情，纵使她自己曾经相信那是滚滚红尘间唯一的真实，但是她能够摆脱那种悲哀的宿命吗？
这期间，她写的作品，很多的杂志社都不敢或不屑刊登，这期间，龚之方唐大郎出手相助，给予了张爱玲极大的支持
龚之方唐大郎合手办起了一个通俗文学杂志，叫做《大家》，他们两位原来都鸳鸯蝴蝶派的干将，现在继续做起来，得心应手不过后来才知道，这个《大家》杂志是龚之方受左翼文学界的指令而办的，龚之方是文学界的共产党员，私下里与左翼的田汉夏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张爱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篇新作，在龚之方唐大郎的关心下，亮相登超这就是《华丽缘》
这是张爱玲在一段相当长的空白时期中突围出来，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篇文风骤变的作品
这一篇作品也能一目了然地反映出张爱玲当时的心态与挣扎，张爱玲在《华丽缘》里写的那温州的地方的俗人凡趣，写的绍兴戏，写的乡村社会里的那平静，写的永远的节奏和气息以及那些叫人抵挡不住的伤感
这篇小说实际上是一篇散文式的东西，并无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而是采用了“戏中戏”的连环方式〈的是乡下演绍兴戏的情景，没有采取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而是通过叙述者“我”的眼睛，即看绍兴又看乡下人如何看戏
这是她在温州乡下时看到的那些绍兴戏的经历，（温州地方流行看戏，她与胡兰成曾经多次去观看庙戏，其情其景，犹在眼前）小说的精彩之处，不在介绍一个剧种，或者写了一种民俗，而在于乡民们看戏的心态在那些四平八稳亘古如斯冷漠的绍兴唱腔中，布满了一种宿命的无奈，连同那背影里影影绰绰的人群，更透露出一种对于“轰轰烈烈”的嘲讽，张爱玲在《华丽缘》这样写道：
“周围的男男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个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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