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被招进翰林院后的半年以后，我被重新任职为左拾遗，仍然在翰林院工作。左拾遗只是一个八品的小官，却充当着朝廷耳喉的角色。虽然官职微末，但因为属于谏官，却可以对朝廷的举措大胆地发表见解。对我这样初入仕途又满怀热情的人来说，大约再也没有比这更能显露自己政治理想的职位了。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任职左拾遗期间的作为，给了自己一个还算客观的自我评价：不管我后来的思想有多么消极，在左拾遗任上的白居易还是比较合格的。那个时候，我对大唐帝国和皇帝拥有那么高的期望，对自己的仕途也是信心满满。所以，在其位，谋其政。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皇帝上书谏议。我记得有一次在进谏的时候，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当面对宪宗说：陛下错。搞得宪宗很是下不了台，脸色都变了。事后，宪宗私下召见宰相李绛，很生气地对他说：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一手提拔上来，却在我面前如此无理。真受不了。让他退出翰林院吧。幸亏李绛的调停，加上宪宗初年还算英明，我总算平安无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对朝廷、对政治、对大唐帝国的各种交错的权利太不了解了，所以仅凭借着自己的一腔忠贞，想要做些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究竟能改变什么呢？
元和三年，夏，四月，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户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讳。韦贯之署此三人为上第。宪宗也对他们的文章大加赞赏。但是，事情后来的走向，却出乎多数人的预料。
其间的内幕，众说纷纭，但是就我所知，是下面的说法。当时的荆南节度使裴均，是大宦官窦文场的养子，又是拥护宪宗皇帝顺利继位的三个藩镇之一，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和宦官的支持，想要趁机扳倒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所以在朝廷大放厥词，说是牛僧孺等人的批判时政是有人背后指使。宪宗皇帝因此大为光火，就把李吉甫叫过来，询问缘由。不料老奸巨猾的李吉甫在皇帝面前，一顿痛哭流涕，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次考试，是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隐瞒了这一些。裴垍也不好说什么。所以天下人才得以知道那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面对朝廷的各种矛盾，宪宗不得已，罢免了裴垍和王涯的翰林学士。韦贯之和杨于陵也受到了降职的处罚。在宪宗时代，牛僧孺等人一直不被升迁，没有办法，只好到地方藩镇任职幕僚。
你们不知道，我当时的震惊。你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有多大。我就是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朝廷选拔英才的主考官无缘故的就成了罪人，而宰相却只会推卸自己的责任，却把无辜的人拉下水。我所能做的，就是上书直言其事，但是，奏章一上，就石沉大海。宪宗皇帝并没有听我的意见，而我也因此成了某些藩镇和宦官集团的眼中钉。我还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所以在他掌权的时代，对我一直不怎么感兴趣。李吉甫就是前朝宰相李德裕的父亲。
元和四年春，江南大旱。宪宗皇帝听从宰相的建议，放出宫人，赦免囚犯，并且免除江南的赋税。这本来是极好的事情。但是，却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那些地方官吏，明知道皇帝有免除赋税的命令，却不发布。而是加紧时间，派遣大批人员，强行收取赋税。老百姓没有办法，就卖田卖地，来满足这些虎官狼吏的残暴要求。等到赋税收的差不多了，这些可恶的官吏，才发布皇帝的诏书，说是皇帝陛下恩及八方，下令赦免江南赋税。唉！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真是天大的闹剧！皇帝以为他的诏书早已经布于四方，哪里知道他统治下的老百姓其实只得到一个空头的恩惠。
宪宗皇帝是我这一生见到的最英明的皇帝。但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他希望大唐帝国在自己的手上，恢复开元盛世时期的繁荣昌盛，但是，却抵挡不住历史的脚步。他没有看到他的祖父们给自己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更没有看到现在的这个国家都有什么样的弊病。他想他的祖父一样，太宠信宦官了，也太纵容藩镇了。藩镇的势力虽然在他的手中得到一定的控制，他也为之付出了十几年的精力。但是，宦官集团就像是附着在大唐帝国身上的阴魂一样，久久不能散去。因为不信任身边的武将，因为不信任还在为帝国效力的藩镇，宪宗皇帝让宦官参与政治，参与军事。他的这种纵容，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子孙所带来的伤害，你们也是有所耳闻的。我曾经给皇帝谏议过几次，无一例外的，没有任何作用。
我在翰林时期的宪宗皇帝，还是干练而精明的，还是精力充沛的。还没有陷入道士们的长生不老的谎言中麻醉自己，还没有卧在对藩镇连续作战的胜利中沾沾自喜。我喜欢这样的君主，也为自己能够遇到这样英明的君主而高兴。虽然我自己只是一个左拾遗，但是，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为自己，为这个国家。
宪宗皇帝对我很宽容，在元和五年，我的左拾遗任职期满的时候，他特地下令，叫我自己在制度许可的升迁官职中选择一个。这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恩惠，也算是宪宗皇帝对我几年左拾遗工作的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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