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臭棋篓子，我一个“卧槽马”连使八百回他都不长记性。世界上最没劲的事情就是陪他下棋，没有之一，我有时候不得不让他一盘两盘的，他就特别美，摇着蒲扇说：“儿子，你这棋艺可是退步了。”那口气跟象棋大师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戳破他。我妈没了之后，我知道他很寂寞。跟儿子下盘象棋是他人生的第二大乐趣，他的人生第一大乐趣是跟楼下跳交谊舞的阿姨们眉来眼去，可从没见他领一个回来。我跟我爸提过这事儿，我说你要是看上哪个阿姨了就领咱家来，我也给你参谋参谋，俩人要是都有意思就结婚。其实不光是让他排遣孤独，我也是从生理角度帮他考虑-我说你还年轻，老这么憋着对身体不好。我爸说，用不着你帮老子操心，跳跳舞，聊聊天，过过眼瘾就行了，真娶个进家，你难受，我也不好受，我是受够了女人唠叨啦。他指的是我妈。我妈是个特能唠叨的女人，在我的记忆里，她似乎就没吃过什么东西，似乎她那张嘴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在我爸耳边唠叨。其实我爸挺好的，至少我觉得他没什么大毛病，在我妈生前，他从来没跟阿姨们套过磁、跳过舞。可我妈的眼是高倍显微镜做的，我爸脸上的一粒雀斑在她看来都有磨盘大。不过她倒是很少说我什么。我妈是个半文盲，我只要每次把考试卷子杵到她眼皮底下她就满意了，一百以内的数字她还是认得的。这么说吧，在学习上我从来没让她找到数落我的机会。我爸就不一样了，他是中学教师，教历史的，能说会道，一肚子经史子集，还多才多艺。每年学校的晚会上，除了当主持人，他的葫芦丝也是保留节目。他在家也吹，《月光下的凤尾竹》一响，我妈就安静了。学生们最爱听我爸的历史课，邻居山哥是我爸的学生，他说我爸讲历史课跟说评书似的，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山哥说：“别的老师嘴里的历史人物是死的，你爸讲的，像刚钓上来的鱼，个个活蹦乱跳。”身为我爸的儿子，却没有山哥的福分，能做我爸的学生，听我爸口若悬河。他们学校离我家太远，我是就近上的厂子弟小学。有时候我也缠着我爸给我讲讲历史故事，可他说不在课堂就没那个气氛，讲不出来，用他的话来说，非得坐满了学生他才能讲得出来。我打小就不黏人，他不讲我就不听，不过我觉得，要是讲台下坐的都是男生他也讲不出来，至少讲不了那么精彩。都是爷们儿，谁不明白这个呀。有一天，我爸给了我一摞书，烟黄色书皮，由一条褪色的红绳扎成捆。书封皮上写着“史记”两个字，翻开一股尘土气，扉页上有硕大的红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是绛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再翻内页，古白话对照，页脚处有密密麻麻的注释。“这可是好书，虽说不是全本，可这年月能看到这些个东西已经不错了。”我爸说，“你可爱惜着点儿，别弄得跟你那烂课本似的。”那时正值寒假，我凡人不理，天天趴在床上看书，大院里的孩子来找我，谁叫也不动。我最喜欢的是“匈奴列传”里的冒顿单于，觉得此人不是一般的牛逼，张弓搭箭射自己的爱驹、爱妾，不跟着一块儿射的，立即枭首示众，生生练得手下将士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最后冒顿举鞭一指，他的亲老子头曼单于就成了箭猪，够狠，够有领袖气质。我爸问我，你最喜欢读的是哪篇，我说冒顿单于这个，他听了眉毛都拧一块儿去了。“妈的，”他抬手给我后脑勺一下，不轻不重的，“好的不看，看这个，你要学他弑父啊？”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弑父。刚考上高中那年，我妈死了，死得干净利索。那天她照例下了班在车站等车，照例等来了120路电车。接下来没有照例了，电车刚刚停靠，还没停稳，车顶两根集电杆中的一根轰然而下，正砸在我妈的脑顶。只一秒钟的工夫，我就成了没妈的孩子。托我妈的福，我有幸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市公交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庄严地抚慰着我那位呆若木鸡的父亲，说：“唉，你说说，这种事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是百年不遇，怎么就让你们给碰上了呢……”站在一边的我，在悲哀的间隙想：假如他换成相反的表情，简直就像是在向一位中彩票的大奖得主宣布喜讯。再托我妈的福，回去的路上，我和我爸有幸乘坐了公交公司党委书记的桑塔纳。车窗外大雨瓢泼，车内司机沉默，父子亦一路无话，只闻雨刷摆动的声音。越过司机的肩膀，我望着车灯的两筒光柱穿破雨帘。水滴在光柱中跳跃、挣扎，我似乎听到它们在嘶喊、哭泣。另一些雨滴像飞蛾一样，义无反顾地扑向挡风玻璃，变成弯弯曲曲的蚯蚓，一条条向斜上方迅疾攀爬，躲不及的都死于野蛮的雨刷之下。到了家，我爸把手摁在我脸上，旋转一圈替我抹去鼻涕眼泪，像是跟我，又像是跟自己说：“怪不得你妈唠叨个没完，看来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啊……”2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在这之前我还偷过其他一些东西，但是跟那台录像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不过是哪个同学的一支新钢笔，一块带香味的彩色橡皮一类，很小儿科。值得存入记忆的，是五六年前我和杨科在合作社偷的一盒月经带。按照惯例，他负责和合作社的售货员搭讪，我伺机下手，分工明确。杨科长得童叟无欺，是个漂亮男孩。睫毛卷曲，双目如点漆，唇红齿白，一笑两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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