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龟与录事看了这段历史，又是感概万千，他们向死难的生灵表示深切的哀悼，并祈祷他们的灵魂得以永安。他们认为，每个人生存世上，都有父母，父母从小指望儿子能一株毛竹长上天，倔壮成长。谁知在国难来临时，有的为国捐躯，有的死于非命。这些年轻的猛虎队员，为抵御侵略，捐躯城楼。倒下的不只是他们年轻的身躯，而有着父母深情的希望。小城里的警察们平时多少有古代皂隶的油滑之气，但在大敌当前时，却表现了甘洒热血的爱国情神。那个汤官，一生沉湎于酒，也算得上是个小无赖，但他以一个醉汉眼光，宁可屈服自己的县长，不愿屈服于一个日本矮子兵，最后在“还我酒鳖！”的高叫中死去。这声高叫，其实与“还我河山”是同一个道理。只有有了国家，才能有生存的权利，才能有安心喝酒的自由。那个邹横汉，平时有点贪赃枉法，但当鬼子赶到家门口时，他还是选择了抵抗。这叫作人无十全，瓜无滚圆，只要在国家危亡之季，挺身而出，表现了一个国民的秉性。
天界的两个神仙，总摆脱不了对世事的挂念，这与他清静无为的仙界准则是大相径庭的。但天地之间的善与恶是同一准则的。
神龟一直担心着小豆豆的命运，问录事：“小豆豆该怎能么办，母子什么时候可得团圆？”录事说：“你放心，葛仙翁自有安排。”
蒋一品被日本人封为警备队长，草上飞封为副队长。他们强迫市民照常营业，贴出了一张张“安民告示”，惩税派捐，市民们对他们侧目而视，敢怒不敢言。腾海蛟在牢中吃了不少苦头，敌人用了各种刑罚对他拷打，戴眼睛的日本大队长龟田要杀了他，但被蒋一品阻止了，他说：“太君，留着此人有大的用处，叫做留得香饵钓金鳌呢。”
龟田领会了他的意思，拍拍他的肩膀：“嘿嘿，你的脑袋瓜大大的灵！”
这几天，城里出现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回银安城！”和“打倒狗汉奸，活埋蒋一品，绞死草上飞！”等标语。下面具名都是“银安县抗日司令部、司令邹横汉”。这些标语是李小冬和周晖两人偷偷潜进城贴的，他们贴完后，顺便到胡庆家里看了看，只见家门口写着“元庆父已丧”几个粉笔字。他俩从门缝里一瞧，只见院子里放着一口黑皮棺材，估计是哪家好心人收敛的。他俩回山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胡元庆。
胡元庆得知这个噩耗，流下了眼泪，虽说父亲在世时，常与他争争吵吵，父子间的感情也算冷漠的。今日父亲死了，无人安葬，未免有些伤心。想起老爹为了自己，是费尽了心血，如一盏油灯熬干了油。记得那年，他吸上了鸦片，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劝他戒烟，但戒了半个月，毒瘾又发。只好把他送到一个立里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去。这户大户，四合院落，户主原是个屠夫，笃信了佛教。有个禅宗顿悟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虔诚的拜佛老太婆，一日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来到河边要跳河自杀，但却没胆量跳。这时来了一位杀猪人，听说了老太婆的诉后，猛然幡悟：“老太婆踩死一只蚂蚁要跳河，我一辈子杀了多少口猪，伤了多少条性命，我更应跳河。”想到这里，他马上纵身向河中跳去，只见天上降下一朵祥云，把他托住，飞上天去。老太婆一看，也急着跟，但却跌进河里淹死了。这个故事立里屠夫是否听见过，不得而知，但他笃信了佛教，并且改行，做起了劝人戒毒的公益事业，却是事实。他自费将本村与附近村的瘾君子们召集到自己家里，管吃管住，管药费，不计任何报酬。他劝道烟民们：“如果说这鸦片是好东西，外国人自己为什么不吃，要千里迢迢地送到中国来，让我们来吃？林则徐除鸦片，他除的对。我们中国已是积贫积弱的国家了，再用鸦片来害得我们骨瘦如柴，形同骷髅，难道是外国人的好意嘛？请大家好好的想想吧。”
有一天，李县长听到立里村一介平民，却能自费担当起戒毒的重任，很受感动，一日来到立里村视察。李县长是个书生意气十足，思想激进，雷厉风云的人，他见这帮烟民形容形容枯槁，半人半鬼的，心里就产生了厌恶感：“这些家伙，放着好好的人不做，却要去做鸦片鬼，恨不得用枪崩了他们！”他气愤地喝道：“起来，都别躺着，脱了上衣，都给我跪下。”烟民们见县长发怒了，都赤着膊，乖乖地跪在地上。李县长举起文明棍，挨个儿抽打着烟民的脊梁骨。有几个烟民本来就是弱不禁风，被县长一抽，痛地跌倒在地上呻吟起来。县长见此状更是怒不可遏：“连文明棍都经受不起，还能与外国人的枪炮作对，都是该死！”
打到胡元庆时，却见他昂首挺胸跪着，任凭怎么打，他都丝毫不动。县长见他还有一股精神，收了棍，喝一声：“青年人，以此为戒否？”胡元庆忍住痛，高声应道：“以此为戒！”
县长见他声音洪亮，精神尚存，不免暗喜，怒气也消了一半。他回过头来与其他的烟民们说：“你们要向他看齐，彻底戒断。下次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当心拿枪崩了你！”众烟民一齐回答：“小民坚决戒烟！”
户主帮众多烟民戒了毒，李县长很是敬佩，为树立正气，压制邪气，表彰急公好义的精神，李县长赠他一块“好义堂”的金字牌匾。
胡元庆从好义堂回来后，写了一”：“可怜亲言一旦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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