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1950年。上小学时兼顾生产队的羊，于是半天上学，半天放羊，和三叔一起占一张课桌，算一个人的工分，轮流上学、放羊，上过六年级就辍学了，所以后来父亲一再自称上过三年小学，因为要顾家才离开学校，但我觉得也有成绩的缘故，可能没有考上初中。父亲后来经常用他那时的艰辛来勉力晚辈，早上天很黑就要背着粪篓出发，借着微光捡粪，到了学校就点起煤油灯学习，天亮了就上课，到了中午就上山接替三叔，放羊。冬天里只有一件棉袄，没有衬衣，因为太旧，而又要做活的原因袖子磨掉了半截，俗称“半截袖”，冬天里手脚冻僵没有知觉，到了晚上回家，担心冻伤又没有热水，姑姑只好放在怀里温暖……。十几岁时“打摆子”（疟疾），躺在床上一个月，最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差点上山“喂狗”了（丢掉死去的小孩，被野狗吃掉），所以发烧月余，智商受到影响，成绩不好了。不过我父亲同班同学，我小学的班主任王广元对棉袄则有另一番解释：“九、十月的天气里棉袄是极合适的，特别是不穿衬衣，更是舒服，棉袄不粘身，既通风又保暖，不冷不热，不管是干活出汗，还是不干活都很自在。”至于“打摆子”，王老师唯独抱怨当年挨饿又发烧，以致于一代人都是细脖子，不好看。这如果放到哲学家或者今天的成功哲学里肯定会是悲观说和乐观说的经典教材。当然，以苦为乐的精神不是人人都有，这丝毫不能影响父亲的形象。
父亲一米八有余，仪表堂堂。在物质条件极差的年代里，劳动人民可能因为劳作而健壮有力，但受到遗传、营养的影响，大体上比后辈矮上10厘米。父亲的个头在同龄人中高的，好比今天的年轻人长到一米九，这使他非常自豪。跟我们说起那时候赶集，人山人海，但父亲不会和伙伴失散，因为很远就能看到父亲的高个儿了。那时当兵提干是农民跳龙门的途径之一，比今天考大学要热门的多，因为别无他途。可能是受到爷爷不愿子孙离散思想的影响，也可能是家里需要劳力，父亲无志入伍，但每逢征兵就要去应征，算是过把瘾，且每应必中。父亲最常提起一个来征兵的连长，认为父亲是绝好的人才，曾经专程到家里要求父亲入伍，并许以种种照顾。最终不了了之了。
父亲年轻时并不酗酒，但喝起来也无节制，如果碰到红白之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发酒疯的人或者骂人、痛哭、睡觉、唱歌种种，我忘了父亲喝醉时喜欢干什么，记得他被人扶回家，躺在床上还直嚷嚷要喝酒，于是母亲就用醋来代替……还是未果，似乎还在床上乱折腾，于是母亲就把我抱上c，让我抱紧父亲，父亲便不敢用力折腾，也就安静下来，抱着我睡了。只记得当时非常害怕，担心父亲一时发怒，将我打个半死，或者一个翻身把我压死……不过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父亲不吸烟，九十年代中期，控制饮酒，喝得很少，再也没有喝醉过。小学毕业后，作为少有的“知识分子”，父亲担任生产队会计数年，负责工分核算等事宜。农村曾经有过大规模瘟疫，*提出，每个自然村应当有一个卫生员，父亲就受命到乡卫生院学习几个月，担任村卫生员。父亲的这段经历对我们的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多数当时的卫生员后来开始经营药铺，八十年代末，父亲也开始经营私营药铺，诊治一些简单的疾病，一直至今。这使得我家成为小康之家，经济上比一般的农民宽裕很多。体面的养育五个子女成人，并且供应我读大学。由于行医的原因，父亲从此不在粘烟，不再醉酒，成了一个体面的人，因为与文字打交道的缘故，被与他同辈的人称为“文化人”。
我非常高兴曾经听到有人如此恭维父亲，并仔细思考过。“文化人”是一个尊称，泛指一切脱离体力劳动，以知识为生的人。应该是体面的，道德无亏的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言谈文雅的人，一些年老的教师得到这样的称号。至于年轻的人，即使有文化也不会得此称呼，因为年青人是本应该有文化的。我曾经听一个长辈说起父亲，“他是一个文化人，跟咱们老粗不一样，是摆弄笔杆子的，要脸面的人，别看那些做买卖发了点财的人，整天牛得不知姓什么，咱们看不起他。”我想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跟前的缘故，也可能包含了其他的意思。但父亲文质彬彬的形象应该是确实的。父亲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这并不影响获得知识。记得他曾经到某个医学培训班上过数周课，那时的培训班是政府主办，货真价实以传授知识而举办的，以父亲的文化是无法短时间理解那些课程的，所以带回来十来本大本笔记，对着这些笔记研究了很长时间，一直保留了很多年。父亲也买了很多书，我猜测以这些书的专业程度，他是无法通过自学的，后来听父亲给别人讲医理，引用了很多书上的理论（当然是用自己的语言），言谈中纰漏百出，相生相克全都来了，但总是在实质上符合一定的理论，并实用的，我才发现父亲花费了多少精力去研究这超出能力以外的东西。我想这应是出于长辈的人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风格，其用功、严谨、负责、刻苦的态度，不是今天的学者所能相比的。
父亲是睿智的。大约是九五年时候，父亲对我说，钱是借来的，能借能花，单靠攒钱是没有钱的，比如村里某某，是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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