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顺治当上了皇帝，上位伊始，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把持权柄。在政策上，实行新政新纲，这其中也借鉴了一些先朝先帝屡试屡爽的成功经验，诸如大赦天下、精兵减政、修恐水利、改良农田、减让税赋之类的成熟套路。这些新政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改善之后，反过来它也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舆论宣传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嘴上喊着的，纸上印着的，墙上写着的，全都是些那样的口号：牢记先帝之遗愿；高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之旗帜；秉承继往开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之精神；实现国泰民安、国强民富之美好愿景……特别是这最后一句，说什么要把大清王朝建设成为一个国家富强、民众富裕、官风清廉、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全球强国。也许是那种愿景太过夸张，甚至有些前卫。就是连顺治皇帝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也觉着这愿景也太过超前、太不靠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句口号却让他听着还是蛮舒服的；但是他的这种舒服感却又属于感性的范畴，当皇帝还是得靠理性思维当家。顺治皇帝起初也是这么想的，也并不同意把这最后一句口号也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上来喊来抓；但他不同意并不意味着他的大臣们也不同意，大臣就是大臣，他们不仅会写，而且能编，更是能说；你方唱罢，他方上台，一个个轮番上阵，旁敲侧击，蛊惑怂恿，死磨硬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顺治寡不敌众，还是丧失了底线，甚至还包括他那一份做皇帝的威严感；最后终于落得了一个被任性的下场！就这样，这最后的一句口号也半推半就地被添加到了那些口号队列之中了。
这些政治口号象战鼓一样鼓舞了官民们的心；它的政治音效也是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其一，它自上而下地调动了各级官员从政的主观能动性，活跃了官场气氛，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各级官员把这种执政效国、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上行下效地贯彻到了工作与基层之中；其二，它鼓动了民心，让国民对其工作与生活充满了希望。在新政策与新口号相得益彰地配合之下，新皇帝顺治正引领着大清国这艘巨舰乘风破浪、急流勇进。
八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清朝应运而生。此时的清朝，国已呈强盛之势，民皆安居乐业。社会也日渐稳定、繁荣与祥和。对于大清帝国的发展，官民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大清帝国的进步，国人也是感同身受的。此等社会现状虽然与顺治皇帝上位时所宣传的“国家富强、民众富裕、官风清廉、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全球强国”的社会愿景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若要是与前朝前帝相比，此段时期的社会进步却又是实实在在、明明显显的。
在江南省岳南县县城的北郊，有一所名叫岳南书院的历史名校，它是一所大得不能再大的学校；也是岳南县的一所旗舰学校；同时更是岳南县不可多得且难以复制的三大景点之一。
这些年来，岳南书院开始实行住宿制与封闭式管理了。在校学生每月只可回家一次，而老师们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天天回家，因为他们的家都安在了学校里。岳南书院校风淳朴，是一所具有二百多年历史且很有名气的国立男子学校。学校秉承尊师重教、厚德诚信、博学志远的办学宗旨，践行惜物怀才、饮水思源、勤学思远的教育理念及社会认知，高举应试教育这一现实主义旗帜，以期无缝对接科举考试，并以多出秀才、举人为己任。另外，在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学校也大搞改革与创新，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学术打擂了，所谓学术打擂，就是学生可与老师比诗、比琴、比书、比画；如果老师会武，那么学生也是可以和他比一比的。岳南书院时下的办学特色就是这么循序渐进地继承与发展而来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又有五位应考学生高中秀才了。这也是岳南书院在岳南县及岳南附近地区深受群众广泛赞誉的原因所在。
同治十二年，岳南书院已有在校学生近五百人，有九个不同届别的教学班。有在编教师三十二名，其中包含首席教师三名。学校占地一千五百亩，教室、阅览室、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宿舍等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开设有国文、数学、历史等三门主课，另设地理、音乐、武术等多门副课。
岳南书院仅有的首席国文教师名叫范佩稀。范佩稀，国文首席教师，男，汉族，三十二岁，字吾语，号品森，秀才，已婚，有一子一女。此人是岳南书院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些年来似乎年年都被评为了模范教师。很多新生都是因为仰慕他的名气才来报考岳南书院的。正因为他是学校的一面旗帜，所以他的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俗话说，你付出多少你就会得到多少。这话放在范佩稀身上就再恰当不过了。显而易见，他的职场名气也是很大的了。范佩稀，三个字如雷贯耳，在岳南方圆三十里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秀才不能和进举人、进士、状员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是在一个小地方，就象他所在的岳南县这样的县级行政区，他就是个名人；在岳南县教育界，他便是学界明星。这还真是验应了那句话，江湖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再大的鱼，也得有它生长的环境，也得有它生长的历程。同样的道理，范佩稀能有他当下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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