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另一种强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此后半个世纪，中国就一步步陷入近代民族危机，这种危机如此深刻，数代人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我们不得不思索这一系列离奇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为什么同治光绪时代大多数士大夫对于鸦片流毒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一闻修造铁路，便会愤愤然群起攻之？为什么士大夫官绅们可以对关税、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而不以为耻，反而对洋人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应奉行三跪九叩之礼争议不休？
我们是否在苦苦沉思其本质的原因所在，还是任其涣散下去？那些最顽强地恪守儒家正统原则的“翼教”者们，一个个都成了近代史上的保守派，而任何一种面对现实的变通的清醒判断，却又不得不面临悖离正统儒学原则的风险，甚至导致变通者本人内心的沉重心理压力。我们无法想象，连那位洋枪队长戈登也竟会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淡。”中国近代正统士大夫，几乎占士大夫的大多数。他们之中不少人面对西方的侵凌，并不乏有保国保种的社会使命感，也似乎并不乏有对西方侵略者愤慨和仇视。然而，他们的应战措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大半个世纪，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连串的失败的历史记录不堪入目，却还是要不停地自豪地炫耀无比。
在茫茫人海中，士大夫为什么仍固执地沉沦，不停地沉沦，黑暗中微弱的呐喊声，能否一个个郁郁谢世呢？
回望古老的中国文明发展历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夏文化所形成的一个圈子与外部世界也不是没有联系的。影响至深的狭长的充满荆棘的河西走廊，有着最繁华的丝绸之路，从而使古代中国与中亚文化之间保持着藕断丝连般的牵连。现代中国人伫立在玉门关的废墟旁，固然可以抒发一番怀古幽情：西汉张骞、唐代的玄奘、满腹笔墨的威尼斯的马可波罗，都曾在这不显眼的古道上留下过他们的足迹，源远流长。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地理环境严重的限制，繁锦一时却没能辉煌一世。
我们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任何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其独特的方式萌发且成熟起来，渐渐被称之为一种属于我国自己的文化，即儒家文化。这但非孔子所宣扬的儒家，有异同，有区别。我所说的，是在完全闭关自锁的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同于西方所谓“我们是一圈环围着池塘的青蛙”的爱琴海文化，也不同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中海诸多古老文化。
华夏一直以自我为中心，在华夏人看来，“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与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既然天赐的文化，也即后来儒家所称的“礼乐教化”的价值规范，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所独有的，那么，他们自然处于天下的中心。这么说吧，在华夏人眼中，他们只有“天下”一词的观念，而无“世界”之观念。
我们不得不提及清朝君臣与英国使节关于觐见礼仪争论不止一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等级秩序和观念与现代国际外交观念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这种文化观念冲突发生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与一个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武装起来的殖民帝国之间。不详的预兆以及接踵而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当一个沉湎在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中古老民族不得不进入国际化竞争时代的时候，它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个深深沉睡已久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中的民族啊！什么时候才能觉醒，何时才能醒悟，什么时候才能从困境中自拔出来？
殊不知我们已经离世界文化史的脚步很远很远，被脱离了历史潮流，在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已全然丧失对周围世事的主观判断力和自我意识了。这种作茧自缚使中国陷于种种历史性错觉时，它将不得不承受现实冷酷的报复与还击力度之强大。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进行反击了。
当一个国家的命运是由这样愚昧无知沉浸自我的儒家文化的时候，当一个民族中最先进、学识最渊博的人与当时最保守的人均处于这样一种“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国粹思潮事，人们已经没有理由指望一场战争能在这种条件下取得胜利了，也无法成功地应付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了。一种畸形发展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是与清中叶大兴**以后普遍麻木的精神领域的狭隘和精神食粮缺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精神氛围，使人们对专制皇权的崇拜发展的熬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皇权崇拜反过来窒息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事物是非的判断力，对新鲜事物的求知欲，以及人们适应新的环境所必须的创造力都逐渐散失全无了。
中国近代正统派士大夫的顽固、守旧，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想必困境的摆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由于这种认知思维方法如此根深蒂固，几乎像是正统派士大夫生存本能一样难以分离，人们甚至可以以颠倒的方式来理解现实为代价，来维持他们所崇信的尧舜孔孟之道的信条原则的不可动摇性。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中国人将迎接惨痛的历史报复。
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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