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七年，玄奘来到长安大觉寺，跟道岳法师学《俱舍论》与《摄大乘论》。
在道岳法师的成熟导引下，加上游学多年所得到的诸师心法，玄奘很快就成了有名的《摄论》论者。升座主讲《摄大乘论》，令听者听一遍就能完全懂得其中旨趣，领悟到其中的义理。当时长安有精通大、小二乘的常、辩两位大德，号为佛学权威，声驰九州，从学如云。他们都对玄奘特加称赏，赞为“佛门千里驹”，玄奘也因此而誉满京都。
玄奘自离金山寺云游求学以来，先后参访了十多名当时最有名的佛学大师，学习了《涅槃》、《摄论》、《毗昙》、《成实》、《俱舍》等经论。他对当时南北所传的佛学，都作了研究，对于所有上师所宣讲的义趣都能通晓。但各位大师都以自己的见解来开解如来真实义，而所宣义趣难相随顺甚至出现矛盾。究其原因是当时中土经藏的传译尚不完备，同一经典会出现多个不同译本，至使得诸师所讲义趣不一。
玄奘想起了自己求取真经的誓愿，又想到以前求法天竺的法显、智严等法师。这样主意打定，在武德八年春天，玄奘结好同伴，就正式上表朝廷申请往婆罗门国求取真经。
可是，朝廷的批示却是明令不许！
原因是当时的“佛道之争”！
自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而隋末唐初，全国人口锐减，由大业中全国八百多万户，人口四千六百多万，至武德年初全国只有二百万户，而出家人数则达数十万。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
傅奕上书废佛时，僧法琳撰《破邪论》二卷，博引群典及道教经籍，大略申明佛教彻万化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扬远涂，非尽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兴福，启迪迷途，利国利民。
其后道士也参加了进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攻击，法师明慨作《决对论》，法琳又撰《辨正论》予以回击。双方围绕着长生与无生、夷夏、释道先后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最后唐高祖李渊亲自出面干涉，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问题搁置不问，暂时平息所谓的佛道之争。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
最终，高祖李渊以老子姓李，是大唐皇室的本家为由，下了“老先，次孔，释末”的诏令，将“道”、“儒”、“释”排起次座，以平息诤讼。
同年闰七月，关外的*举兵入侵中原，颉利可汗的铁骑直逼长安，唐朝被迫议和，李世民与颉利盟约后，突厥乃退兵。之后，朝廷下令禁止民众私自出关，凡出者，须经朝廷批准，持有兵部出具的“过所”，方能出关。
偏偏在这个时候，玄奘请旨西行求法，当然得不到朝廷的批准。因为朝廷下了禁令，使玄奘的同伴都退缩了。
玄奘此时陷入了极端的郁闷之中，虽然游学多年，学到不少佛理，而且也得到同门的赞誉。但他知道，在佛陀的教化中最重的是实践，只有真实的修证，才是佛法的根本要义。没有经过真修实证，容你说得天花乱坠，始终不是究竟的佛法。在这游学的多年中，那三只心魔一直困扰着他，每当玄奘深入禅定时，猴魔、猪魔和那大头恶魔都会出来骚扰他，令玄奘只是学习佛理而没法修习禅定，更是苦于无人倾诉。
玄奘决定独行八百里秦川，私渡玉门关。但当他出了长安，刚到扶风时，就听到突厥大军犯境的消息。在兵荒马乱之际，想出关又苦于没有人引路，玄奘感到非常苦恼彷徨，他独自一人走到扶风的一座阿育王塔前，向佛菩萨祈求明示。
当玄奘向塔内的佛陀真身舍利合掌礼拜的时候，却发现佛塔旁蜷缩着一个老和尚。老僧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露出满身的疮子，有些疮已经开始腐烂，伤口布满了发出恶臭的蛆虫。玄奘对老和尚生起了悲心，他立即决定为老僧清理伤口，把伤口上的众多蛆虫除去。可是当玄奘去扶起老僧时，却赫然发现老僧已不见了，而庄严的观音大士却正站在他面前。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放射着璀璨的光华：“心子！你的心念我已知悉，现时取经之缘未到，你要先降伏心魔，再行取经。”
玄奘合十说：“菩萨！弟子当如何降伏心魔？”
观世音菩萨：“欲降心魔，宜速往青巅山三星洞求金刚大法！”接着，观世音菩萨就口授了三世诸佛的心要法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给玄奘。《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清净法流灌入了玄奘的心海。
观世音菩萨一再叮嘱玄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一心恭敬的称念《心经》，如此则无论遭到种种苦难危难，都一定会得到感应可保平安，而种种愿望都能达成！说完便随光华隐去。
玄奘对虚空顶礼，牢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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