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由经典所衍生出的意义，是方士化的儒生被河图洛书所影响，伪托孔子以神学推崇观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旨在宣扬国家治乱兴衰、帝王将相出世等都是天命的安排。书总的宗旨属于阴阳五行体系﹐其中虽包含一部分有用的天文﹑历法﹑地理知识和古史传说﹐有些方士借助谶纬预测人的生死寿夭、地方的战争胜败，简直是一碟小菜，有时准确程度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但绝大部分方士解读的内容荒诞不经﹐可以穿凿附会地作几种不同的解释﹐并可任意证实其中一种是“正确”的﹐甚至那些五毛党想方设法为改朝易代制造根据。譬如西周灭亡前有人预言：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春秋时虢国灭亡前有人预言：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晋国中兴前有人预言：后十四年，晋亦不昌，吴国灭亡前有人预言：吴王出游观太湖，战国时赵国灭亡前有人预言：赵为号，秦为笑，秦始皇时，有人在石头上刻字，一句“亡秦者胡也”，搞得始皇帝龙心不悦，对胡人大开杀戒，以扶苏蒙恬驱逐匈奴，却被胡亥夺取天下。秦朝灭亡的预言除了亡秦者胡也，还有：阿房阿房，亡始皇，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靠的就是谶纬。吴广装成狐狸在草丛里喊“大楚兴，陈胜王”，揭竿而起。西楚霸王的预言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更有楚人得势的预言：东南有天子气，大汉兴起的预言是：宝文出，刘季握，西汉灭亡的预言是：三七末世！
中国古人很喜欢讨论治政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讲得比较精到的，还要数《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朝廷，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教门把大家的宗旨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治政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比如，秦朝就是反面典型，他们光顾着抓枪杆子，忽视了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才几十年光景，无限江山就被人家夺了去。秦朝的教训实在深刻，所以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官家就比较自觉地做意识形态的文章了。西汉时，谶纬还属于民间的产物，皇帝们并没有主动宣传、开发，只是由于谶纬“先知先觉”的特点，大家喜欢用它来预言国家的治政走向。逐渐地，一些好为帝王师的民间先贤，就开始拿谶纬跟皇帝说事了。汉昭帝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比如枯死倒地的树又再次立起来继续生长，有虫子吃树叶吃成五个字：“公孙病己立。”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姓公孙的是什么人。眭弘于是上书昭帝：“董仲舒说了，做皇帝也要讲究天命的，没天命的人，就算继承皇位，也是坐不稳的。现在到处是神奇的景象，看样子是有平民百姓要做皇帝，您的位置虽然是合法继承的，但根据异象的显示，看起来也该交给别人了。建议您号令天下，寻找一个适合代替您的人，把皇位让给他，您呢，就找块小地方养老，不是很好吗？”当时昭帝年幼，主持政务的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弟霍光，一听，这还了得，杀头。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眭弘被杀，而是他的动机不明——除了公孙……皇曾孙刘病己，谁敢叫皇帝退位！至于霍光这人，沙发过短，面对谶纬的势力，也不懂好好利用，只知道一味使蛮力。后来的上位者就聪明多了。你民间不是报忧吗？咱皇家就报喜。
在两汉历史上，民间本来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民谣，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民众对于时事所做的道德评判，抑或借某些事件的发生宣泄积累的不满情绪。正如《诗经将仲子》所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民谣的歌词简单，琅琅上口，广为传唱，因此为各个时期的政权所重视。《东汉书》中云：“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至各州县，观采风谣。”说的就是汉和帝让人微服到民间采听民谣，掌握民众的言论与意向。实际上，民谣也就是各个时期的王朝舆论及王朝思潮，从中折射出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构成了一幅幅反映汉朝王朝情况的立体画卷。
而在一代代大汉天子的暗示下，各地纷纷上报祥瑞出现，什么凤凰、麒麟、嘉禾……遍地开花，展开了一场与百姓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但是，这些祥瑞太过老土，说服力远不及谶纬那样生动形象，而且光靠意识形态是吃不饱饭的，汉成帝绝后的预言是：燕飞来，啄皇孙，在外戚当道之时，刘向曾经上书汉成帝，说：“您有自己的祖宗，却把国家交给外人，自己做奴隶，即使您自己不在乎，将来祖宗们怎么办？”似乎是有某种深藏血脉诅咒，西汉朝廷还是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这时，一位懂得利用谶纬的天才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王莽虽然是外戚，但也曾经孤苦伶仃，接近下层的生活经历使他很了解谶纬的作用。篡位前夕，他是“假皇帝”，为了做真皇帝，就利用谶纬大造舆论，开始制造符命。大臣刘京上书说：“齐郡有个小亭长，有一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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