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象推崇，主要是动、植物的诡异表现。古人不懂地震预测学，动物的异变多被认为是凶兆。”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以及飞鸟，莫不比方，矧惟人面，何敢异心。”《墨子》一旦有祸殃将至，连被认为是四灵之一的龙的异变表现，都被推崇为凶兆。《墨子》中就记载着三苗大乱时，出现了”龙生于庙，犬哭乎市”的凶兆。春秋战国时代，《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萗焉。”国人要求进行萗祭是因为推崇龙斗是更大灾害来临的前兆，想通过祭礼禳灾。《左传》中还记载着二件有关蛇的征兆，推崇消灾解难。一件是庄公十四年，”内外蛇斗，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这一异变现象被认为是妖兴之兆，因为”妖不自诈，人弃常则妖兴”。另一件是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声姜薨，毁泉台”。古代人对蛇存在着强烈的恐惧心理。
牛本来是最接近人的家畜，但稍有异变，人们也会顾虑将会有什么灾异，不知道是不是和蚩尤有关系，或者说因为恐怖谷理论。《列子》中载：”宋人有好行人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复令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
至于植物类在古代前兆推崇中，一般地说被列入吉兆者比较多。其中因为汉朝的造神运动，流传比较广泛的是推崇”朱草”生，”嘉禾”出现，”二树连理”或”草木连理”为祥瑞之兆。朱草美丽，嘉禾是茎长多穗的嘉谷，这种事物本身就是人们所喜爱的现象，自然列为吉祥征兆。此外，兰、华萍、萐苹、樗蒲等，也常被人当做祥瑞观察的对象。
反过来，教门信仰是从对王朝的感性认识起步的，当纯粹的理性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产生教门、巫术等非理性的解决办法。英国的模因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初民对于自然与命运，不管是或则利用，或则规避，都能承认自然势力与超自然势力，两者并用，以期善果。只要由着经验知道某种理性能有效用，他便不会忽略过去。他知道禾稼不能专靠巫术生长，独木舟而不制造适当也难航行水面，战争而无武勇更难攫得胜利。他永远没有单靠巫术的时候，然在另一方面，倒有时候完全不用巫术。即如生火与许多旁的技艺之类。凡有时候必要承认自己底知识技艺不够了，便一定会利用巫术的。
这段话可以说是用现代科学解释巫术……这原始的心理学和预测学，当人们能认识事物的规律时，他们一般就不会再去动用非理性的解释和行动；只有面对不能总结出规律的事物和事件时，非理性的解释和行动才会出现。比如现在人们去庙里烧香，一般会祈求婚姻、前程之类不能用科学来解释预测的方面，没有谁会祈求科学能够准确预测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能清楚地区分理和数的关系，不会所有的事情都祈求教门、巫术。比如周桓王时代，周郑繻葛之战次年，熊通率其三军渡汉伐随。这是在若敖、吩冒时都不敢有这样的奢望。随国在今湖北随县境。是周王朝封在汉江以东的最大的诸侯国，也是汉东诸国之首。熊通采取的是伐谋，想以逼服随国的方式示威汉东，先断汉阳诸姬半壁江山。楚军进逼随国，随侯派人责问缘故。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楚国既然陈兵于瑕地，先派人到随国去求和。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便建议楚王把精锐隐藏起来，让随人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果然少师回去后便请求随侯追赶楚军，随国大夫季梁劝止，说：“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随侯害怕，便只好答应楚国向周天子转达楚君熊通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天子的拒绝。熊通得知后不知是假装义愤填膺，还是真的生气了，他大吼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自立为王，成为春秋历史上楚国第一王，即楚武王。
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小国林立，在襄樊一带发生了多次战争。其根本原因是日渐强大起来的楚国积极向外发展，不断扩充兵力，问鼎中原，图谋霸业。熊通称王之后便在沈鹿会盟周边诸侯，但随、黄两都国没有参加。楚武王就亲自率军攻打随国，大败随军，俘虏了随国的戊车和右少师，随国承认了楚国的王号之后，楚国撤军。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国派使臣前来楚国通报欲与邓国交好。楚武王对巴国的要求表现的很大度，专门派出向导领巴使前往邓国行聘。但到了接近邓东南部边地时，巴使一行突然遭到当地人的袭击，楚武王派出的向导也被杀害。楚武王大怒，立刻派人赶赴邓国予以谴责，并要求邓国应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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