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汉高祖杀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为汉高祖刘邦所杀。次年淮南王英布谋反被杀，汉高祖刘邦大杀功臣之后，做**官感叹无人可用，于是当时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而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则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文帝十五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不久，这种察就通称为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所谓孝敬廉洁者、秀才所谓才能优秀者、明经所谓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所谓能直言极谏者等。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枢，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正如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秀才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董仲舒及门人开宗立派的儒教只是个雏形，不同时期儒家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通过科举垄断上升渠道。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朝廷官员的重要来源。孝廉举至中枢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或中枢的有关官职。崇信宦者的汉顺帝阳嘉元年规定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孝廉科开始向中枢考制度过渡。借助于科举制度，董仲舒、焦延寿一脉的天人之道、灾异感应儒教走上了内圣制度，党同伐异。甚至原本属于儒家八派的其他派已被打成了异端，甚至汉儒中今经文派与古经文派也因为谶纬预言解读不同，如同笑傲江湖的剑宗气宗一样势如水火。
儒家从来不在乎流血，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战国时期儒家就内部分化而形成八派。毕竟孔子一生教书育人，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群英荟萃意味着众口难调，何况文无第二、武无第一。而孔子道统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儒家弟子对孔子道统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三不朽以后，儒家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韩非子》的《显学》篇开宗明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人，身为传说中古神血脉的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大概是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以防护为主”，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
“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就是荀况，或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称孙卿，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治政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治术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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