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充原本与太子有点小过节，担心太子登基后对自己不利，这次索性下狠心，把太子也诬陷了。结果太子起兵杀了江充，却被武帝当成造反，又派兵逼杀了太子，连皇后也受连累自杀了，前前后后死了几万人。虽然武帝追悔不已，但惨剧已经发生，后果无法弥补。最后不得不让汉昭帝刘弗陵登基，霍光等元老摄政，若不是有皇曾孙刘病己，后来的汉宣帝拨乱反正，刘家王朝差一点大权旁落。汉宣帝作为巫蛊之乱的受害者，却也是谶语的受益者，因此同样是个“颇好神仙”的皇帝，他一即位马上就“复兴神仙方术之事”“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这二位不愧是有血缘关系，武昭宣时期是神仙信仰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它的王朝影响力逐渐衰落。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性，能够青史留名的大多是帝王将相，所以在上述统计结果中刘姓宗室、公卿将相参与方士集团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但从汉文帝时期起，神仙信仰就开始普及化、平民化，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复杂深刻的王朝历史原因，因为汉代选拔官吏的途径已多元化，许多公卿大臣出身察举制的布衣平民，所以丹道反过来传入民间，而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王朝。其结果，就是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和在此之前的王莽改制导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不止是农民起义，更像是宗教战争。与西汉中期的狂热相比，从西汉后期直至东汉，人们的头脑相对冷静和理智了许多。虽然汉成帝、汉哀帝、王莽以及东汉许多王公贵族仍然喜好神仙之术，但再也没有在全王朝形成一种求仙热潮。因为西汉中期以后，王朝危机加重，王朝关注焦点由个人的生存问题转移到了王朝整体生存的问题。武昭宣时期是西汉的鼎盛时期，但武帝时王朝矛盾就比较尖锐，此后流民、边患、外戚等问题一直困扰西汉。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经济、治政上都出现危机。‘深刻的王朝危机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全体王朝成员开始惶惑不安。汉成帝时出现一本神元太平经》，这本书预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这个理论对汉哀帝产生了巨大震动，为挽救王朝大运，他改建平二年，前年为太初元年，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卷十一《哀帝纪》载：待诏夏贺良等言高祖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
此书在顺帝和桓帝时又曾两次被进献给皇帝。导致除上层上位者外，下层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汉成帝时出现了大洪水将至的世界末日谣言：“成帝建始三年，前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五行志汉为火德，大水将至还意味着汉王朝国运将终。汉哀帝建平四年正月，王朝上又发生了大骚乱。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蕹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日‘从目人当来”’。民又会聚祠西王，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民惊走，持橐或极一枚，传相付与，日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日：‘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从目人什麽的，大概是一群和神话故事中眼魔一样的存在，和大脚怪一样是都市传说，这充分的告诉大家，要不信谣不传谣。
东汉永初元年十一月，同样的民众惊恐骇动事件再次发生，为此汉安帝特别下诏，“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造成骚乱的原因就是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担心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全王朝忧心忡忡，人们的目光聚焦到王朝、国家的前途、命运上，能否活命尚且是个未知数，个人生命的永恒就更显得虚无缥缈了。
追求长生是神仙信仰的核心内容。但在儒道合一的太平道出现之前，汉代人的宗旨世界中，神仙信仰始终停留在实用技术的层面上。这种古老的观念尚未形成一种深刻、严密的理论，它不乏神秘性但绝没有教门的神圣性。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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