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巨著，即使有奴隶社会的局限，也不能掩盖其智慧的光辉。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其《政治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政治理论著作，它探讨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社会是从简单向复杂、不完善向完善发展的。人类最初由两性的结合成为家庭，若干家庭组合成村社，然后再发展成为城邦。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而非单个独立的，因此，人是社会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多次谈论到“真理”，例如“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最初偏离真理毫厘，到头来就会谬之千里”、“热爱真理的人在没有危险时爱着真理，在危险时更爱真理”等。
亚里士多德的不少观点，与儒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亚里士多德也把个人的德性和城邦的治理联系起来，作出丰富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善”，不仅是道德上的善，更是良好的利益、效果，让人想起儒学所谓“至善”的内涵。至善，不只是指善良，而是包含最恰当的状态、中庸和谐、你好我也好等意思。
止于至善篇
善分为三类，即外在诸善、身体诸善和灵魂诸善。而至福之人拥有所有这些善。
幸福就是至善。
德性的获得和保持无须借助于外在诸善，但外在诸善的获得却需要借助于德性。
城邦的本质在于多样性，而不在于一致性。
幸福在于自主自足之中。
公共共有一切的那种极端一致性也不可能是某种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这种一致性导致的是个人而不是城邦，但仅就自足而论，家庭比个人自足，而城邦比家庭自足。而自足往往就是人们欲求的某种善。
一个城邦要想变得善良，参加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的。
yù_wàng是带有兽性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均衡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们的yù_wàng。
城邦的勇敢、公正和明智与每个人的勇敢、公正和明智一样，能帮助其自身实现幸福。
家庭是共同体的基础。
政治学所追求的善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不管什么城邦，其实都是一种共同体。而人们之所以要建立一种共同体，则是为了某种善的目的。因为很显然，人们的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善，不为了某种善的人类行为是不存在的，建立共同体的行为也不例外。由此可以推知，人们建立最崇高、最有权威的共同体的目的，就在于人们有追求至善的愿望。城邦作为最崇高、最有权威的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它的目的就在于至善。
知行合一篇
德性一旦被武装起来，就会获得一种极大的力量，而最大的力量总是与最好的德性同在，即力量意味着德性。
每个人的幸福，正好与他们具备的德性和实践智慧，以及在这两者的指导下行事的能力成正比。
没有德性和实践智慧，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不可能有高尚的行为。
我们知道，所有出境优越的人都会做两件事，一是选择了正确的人生目的和行为目标，二是发现有助于达到此目的或目标的行为方式。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理性的教导在先，还是习惯的教导在先。无论如何，这两者需要彼此一致，一致之后才能产生出最佳的效果。
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
体认天理篇
人们通过三种途径可以成为善良贤明之人——本性、习惯和理性。
理性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实践的理性，一是思辨的理性。
虽然人们的yù_wàng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满足，可能只需要很少几个钱。但yù_wàng本质上是无止境的，而且大多数人就是为着自己的yù_wàng活着。
人如果处于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状态，就难免受植根于每一个人内心的卑鄙和邪恶的蒙蔽。
幸福的生活永远不属于那些拥有超过必需限度的外在诸善，而在德性方面却很欠缺的人。
幸福就其本质而言，是德性的完满运用和实现活动。
离开了德性就没有幸福可言。
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那么中庸的生活就必然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达到这种中庸。
无论对于城邦还是对于政体来说，德性与邪恶的标准都是同一的，政体可以说是城邦的一种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实现了某种中庸的政体就必然是最优良的政体。
礼乐教化篇
城邦应当进行一种教育——既不立足于使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
教育不能仅以一种德性的培养为目标，也不能只侧重于一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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